张权

　　张权，字栩东，1899年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父为小商人并理农务。张权在本村读了几年小学，后入县立高等小学，13岁高小毕业。父亲忍痛卖去自耕田来供他升学。14岁考入河北保定省立中学，中学时期正值袁世凯-称帝，军阀--，以至激发了他的少年爱国救民思想，逢人便说，欲救国图强，必要研究军事学术，从事军事工作。18岁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未结业以成绩优异被保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五期炮科。
　　1922年，22岁的张权毕业回国，后在联军孙传芳部从军，任联军总司令部训练处上校科长。他目睹军阀连年混战，--，竟不顾自己的名与利，直谏上书孙传芳，望其多护国救民，而激怒于孙传芳，致被解除职务。张权愤然离职，去湖南找已在程潜部下任团长、日本留学时的同期同学李明灏。
　　北伐战争开始，张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少将副师长。第六军的-表兼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人林伯渠，常去第十九师找干部商事，如开政工会议，也向全师部队训话。他反复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军民合作，官兵一致的教育，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此时，张权的思想深受林伯渠教育的影响。他与第十九师在转战湘北、鄂南等地，攻打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屡建奇功。
　　北伐军击败吴佩孚的主力军后，转而主攻军阀孙传芳，江西成为主要战场，第十九师由鄂南进入江西，屯兵九江。期间张权所在师接受了艰巨任务，奉命与第十七师合作，从中路突破，攻占东北，切断南浔路。11月3日拂晓，第六军官兵伤亡严重。第十九师所属第五十六团团长阵亡。军部决定由张权兼任团长，与原团上尉副官周保中协同指挥。张权与周保中齐心协力，密切配合，运筹帷幄，重振全团官兵的士气，终于击溃了敌军。此役充分显示了张权的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指挥才能。
　　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占领了江西全境，乘胜追击，1927年3月由安徽向南京出击。第五十六团担任牛头山的正面主攻，张权大智大勇，指挥部队苦战几天几夜，抢占牛头山阵地，终于胜利占领了南京。以张权为首的第五十六团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当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出于-的本性，对第六军占领南京，驱逐盘踞海关的帝国主义分子等革命行为极为恼火，竟命令何应钦、白崇禧率部偷袭第六军。同时，帝国主义驻南京下关的兵舰也炮轰南京。结果第六军被击散，张权等人受处分。张权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积极赞成林伯渠提出的力劝程潜讨蒋，调兵支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主张。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张权率部于5月开赴武汉，到鄂北参加反击军阀杨森的川军。经过激烈战斗击败了川军，张权返回武汉后晋升为第十九师师长。7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北伐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蒋汪一伙葬送。
　　大革命失败后，张权与已任第十八师副师长的周保中往来密切。当他得知周保中是中共党员时，十分高兴、羡慕，向其倾诉自己不满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的知心语，受到周保中的鼓励和支持。不久党组织遭到破坏，周保中被通缉，张权焦急地劝道：“你还是离开吧，快走!”他取出一些钱，紧握周保中的手说：“你拿着吧，多保重，不论到哪里要给我一信。”张权含泪送别了挚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33年6月张权调到南京，担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研究委员兼机关炮训练班主任，后来又担任步校教育处长。在教学中，他积累资料，著书立说，写有《空中步兵》、《火焰放射器》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时任南京陆军步兵学校教育处长的张权接受了赴华北各地作侦察、联络的任务。他仅带一名随从人员，转赴在晋县、石家庄、商邑等诸多县城，搜集敌情与战况情报，及时地向战区指挥机关联络汇报。10月，张权出任第一战区警备副司令，在磁县、汲县等处全面实施战地警备，组织战地服务团，成立工人纠察队，举办干部训练班等。张权在给他们上课时说：各学员要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也讲各学员应负起救亡大业之责任。1938年2月汲县被敌轻取，张权率两个新兵营与战地服务团百余人一起退驻农村打游击。他们西撤毛汜水，扎下营地。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是华新纱厂的工人，张权将这批工人组成一个大队，下设三个排，将女工缩为宣传队，还给工人们发了数十支步枪和一些弹药，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使工人们基本掌握了射击、投弹的技术和自卫能力。一个月后，张权将这支由新兵营和工人抗日大队组成的游击队向第一战区申报请示，未获批准。接着，张权奉任豫北师管区少将司令，工人抗日大队不久也解散。尽管张权在农村打游击的时间不长，却反映了一个将级军官在民族危亡之际，坚持在河南境内作艰苦的抗日游击战，实属不易。
　　抗战初期，苏联、美国等盟国赠送给国民党军队一些多口径型号的火炮、汽车等机械化兵器装备，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5月张权奉命利用这些装备，组建机械化部队。他来到了湖南湘潭，首先出任炮兵第五十四团团长，这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炮兵团。同年他到零陵，又陆续建立了第五十一至五十八共八个炮兵团，一个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每个团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装备齐全，分布各个战区，由总队直接指挥。张权升为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
　　优良的装备需要有能使用这些装备的官兵，张权颇感步校对官佐之考试适用于选择教官、助教，而不适于选择带兵的官。他认为良干部教良兵，才能打好仗。于是成立了干训班，总队部设有苏联顾问，参与对部队的教育培训工作。张权与苏联顾问别列阔夫从班长教育入手，分别对每团所属六个炮营之班长轮训，注重操作与实战训练，使他们的技战术提高得很快。
　　整训部队除了军事训练还需进行思考与精神教育。在一次对官兵的训话中张权说：“一周来广州武汉虽失守，但于整个抗战无特殊影响；我等军民要巩固抗战建国信念，简单朴素之个人生活，加倍忍苦耐劳的奋斗工作，自然可得最后胜利。……预卜敌之侵来，必落拿破仑攻莫斯科之结果而无疑也。”国民党军训部派校阅团到张权总队校阅后，向军训部报告说：“我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在张权领导下，领导有方，自奉俭朴、清廉，整军严，训练好……”1941年2月张权晋升为中将总队长。
　　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驻四川璧山时，在重庆设有办事处。距该办事处不远的红岩嘴曾家岩便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机关所在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就在那里办公。1941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将军，派中共党员王亚文进入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当张权的上校秘书，做好对张权的-工作。作为中共南方局-对象的张权，多次被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邀请到曾家岩50号作客，聆听他们讲抗战形势，要他保持中华民族气节，坚持抗战到底等。张权也畅谈自己对怎样用兵、怎样打日本人的看法，常常是越谈话越多。事后张权对朋友说，他对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十分敬佩，很乐意同他们交往，听他们讲话。张权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对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张权与他的秘书王亚文交往了三年，成为共产党的朋友。他曾经向王亚文提出过入党请求。王亚文向董必武请示后告诉他，党组认为他不加入共产党，对共产党更有利，希望他在军队中起更大作用。张权心领神会，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
　　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边训练边参战，一般配以战车防御炮营的规模，配属给作战团协同作战，基本上各战区都有张权的部队。参战部队训练有素，在战场上相当勇猛顽强。第一营派往远征军，在滇缅会战腊戍一役中，战防炮营与敌坦克50余辆殊死对战，未及三小时就击毁敌坦克十余辆，敌顿时受重挫。一日之间摧毁日军坦克40余辆。战防炮营与敌反复肉搏战中表现异常英勇，大部分壮烈牺牲，写下抗战史上悲壮一页。张权亲自赶赴昆明抚慰并伤悼殉职官兵。他十分感激部队如此尽心与壮烈，以至泪如泉涌。
　　1944年日军以重兵进攻贵州独山，四川告急，在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11月张权临时受命组织反装甲兵团(配有步兵师、工兵团、坦克高射炮兵营可单独作战)驰赴独山前线作战。张权率部到达前线后，获知敌情严重，坚定应战之思想，全面投入紧张的军事准备工作。当日军获知张权的部队进驻独山时，便闻风丧胆地撤退。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张权在国民党军队中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认为他旁门左道，加上他为人刚正不阿，所以常常受人排挤。蒋介石嫡系陈诚当军政部长时，主持裁并异己的工作，撤消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免去了张权的总队长职务。张权受到沉重的打击，友人劝他面谒陈诚，他执意不从，决不为屈膝求全之事。他与友人经常来往道：从此只冀国家繁荣人民自由，别无他求。张权以抗战胜利功成身退。
　　在办理总队部结束工作期间，张权找到王亚文，对他讲诉了自己的不幸和思想上的苦闷，又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他知道他的挚友周保中已当上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又想去找周保中。张权倾向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受了排挤，而是近20年来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的反动与无能，是他思想转变的必然结果。
　　1945年9月，张权被派往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受训。同时在那里受训的还有李锡佑、徐石等人。次年12月，张权结业，被派到-当一名部员。这是有名无实的空差使，实际上是不给他带兵权。
　　1947年3月，王亚文奉调自长沙来上海工作。其间，张权经常从南京到上海同王亚文继续联系。时值内战方酣，蒋介石为加强黄河以西的-力量，推举张权充当河西警备副司令。张权在欲罢不能时，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建议，请准改任太湖警备司令，以配合中共在上海地区开展策反工作。不久，张权携家眷来到上海狄斯威路(今溧阳路)定居下来。一次，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在大自鸣钟附近一位同志家里，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负责人沙文汉与王亚文和张权会面。沙文汉向张权介绍内战前线的形势，希望他在人民解放事业中作出贡献，张权完全应允。接着沙文汉要张权在去太湖之前，先全面了解一下华东前线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张权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为了有利于工作开展，张权设法通过私人交情向当时国民党联勤总部副司令张秉钧提出组织检查团的申请，很快被获准。张权被任命为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兼检查团团长，前往徐州蚌埠前线。
　　张权到前线后，曾两次去江阴要塞，劝说要塞司令戴戎光深明大义，弃暗投明，配合解放军渡江。张权在前线检查中，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提供给了地下党。对于国民党各军、师向检查团要各种补给、要枪械弹药的，张权想方设法不给或少给，以削弱其战斗力。
　　回到上海后，张权感慨地对王亚文说：“国民党军士无斗志，大小官员个个中饱私囊，再补给多些也无济于事，国民党败局已定。”
　　渡江战役前夕，地下党又要张权利用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官的合法身份，去沿江前线视察。张权对国民党沿江布防中的薄弱地带，可以从何处突破、从何处登陆等诸要素加以重点察看和记忆。回沪后，他躲在王亚文家中，连续苦干了三天三夜，精心绘制了一张长江沿线布防图，由王亚文送交给党组织，并迅速送至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为渡江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
　　渡江战役胜利后，解放军直逼上海，上海解放迫在眉睫。此时蒋介石从溪口入上海，亲自指挥“保卫大上海”的战役。
　　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紧锣密鼓地进行活动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沙文汉领导下，制定了一项绝密计划，准备以张权为核心，在上海市区组织武装起义，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蒋介石活捉，配合解放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
　　此时，张权按照党的部署，不失时机地同旧友、部属积极联络，进行策反工作。上海虬江路仓库是国民党重点仓库，库存近万吨美国进口的兵器、弹药和通讯器材等，张权想将该仓库转到人民手中。他特意把自己的侄女婿秦然轩从台湾召来，让他担任该仓库的少校主任，并以公开的身份为掩护，让他传递密件，沟通联系。
　　原陆军大学同学、把兄弟徐石，时任-少将视察官，掌握许多后勤方面的情况。张权便多次做他的工作。一次在张权自己家里，他以诚挚的感情对徐说：“老头子(指蒋介石——编者)和大官们只管搜刮民脂民膏，不顾百姓死活，早已不得人心。”张权要徐认清形势，“共产党军队已过长江，全国局势势必将急转直下，将来的天下，我看总是共产党的了。老弟，我们再跟他们到台湾去吗?……我看你不必再为他们卖命了，趁早选择一条路，为共产党做些工作吧。”徐石听了张权这一席话，心想这是生命攸关脑袋掉地的事，徐低头不语，张权继续对徐进行劝说，终于使徐答应了“为共产党做些事”的要求。此后他俩频繁往来，徐把后勤方面的资料写成纸条或画成简图，装在火柴盒里小心地交给张权。
　　驻扎在沪西体育会路的机械化炮兵团，团长叫刘仲权，是张权的老部下，经张权劝说，愿意响应起义。这是一个比较有战斗力的团，在起义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驻在吴淞炮台的炮兵司令即百昌，住在离张权家不远，张权和王亚文往他家中。张权开门见山地对即百昌说：“东北、平津、徐蚌之战，国民党如此精锐的野战兵团，如此新式的美械装备，尚且不抵共产党。现在退守上海，号称20万大军，实际都是前线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解放军几十万精锐部队已团团包围上海，老头子要在这里作困兽之斗，徒然多害死一些下级官兵。百昌，你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向你坦诚进言，无非是为了你的前途。希望你认清形势，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当机立断，弃暗投明，选择一条光明的出路。”即认为起义之事谈何容易。返回途中，张权对王亚文说：“吴淞地位重要，对即百昌的争取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我们朋友久了，我无论如何要拉他一把，把他争取过来。”
　　原暂编第一纵队司令李锡佑是张权在陆大将官班的同学，两人结为把兄弟。现番号是第一三二师，驻在复旦大学。张权获悉李已抵上海，及时地对李进行劝说，策动该师起义，李即表赞同。
　　驻在杨舍营的是第一八二师，师长叫王挽危，从小随张权在部队工作，早已不满蒋介石打内战。经张权多次教育争取，王坚定地表示愿意响应起义。可是没过几天，王的思想出现反复。王挽危派他的妻子给张权送来一封信，内有一首诗：“羡公勇攀列宁山，古柏参天耐霜寒。惆怅不堪附骥尾，各行其志勿相残。”其意是：他既钦羡张权向马列主义攀登的大智大勇，赞美他像参天的古柏那样斗霜傲雪，又叹自己不能追随张权的骥尾。说明王挽危思想动摇，不想起义了。张权立即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并将信送给王亚文过目。他随后回敬了一首诗：“新词一曲乐悠悠，歧路原应早回头。子路闻过辄自喜，反戈一击是上游。”张权说：“王挽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俩无话不谈，他主要是听了蒋介石的训话，思想出现反复。为了起义大计，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我马上去他家，尽最大努力说服他。”
　　那几天，张权特别忙碌，工作夜以继日。他有时和徐石一起，有时单独一人开着徐的吉普车，到大场、罗店、宝山、月浦、闵行、徐家汇、真如、南翔等防区，现场勘察，掌握情报。
　　张权为中共所做的努力，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肯定，沙文汉曾说，张权是一个顶好的参谋长，能干、有办法，要好好发挥他的作用。沙文汉传达上海地下党的决定：任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郑振华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宣布起义的具体时间为5月16日上午10时，起义军司令部设在虹口区吉祥路121号，以北四川路施高塔大楼为基地，由张权率精兵一部，强攻设在四川北路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得手后，配合解放军围攻复兴岛，活捉尚在岛上的蒋介石。
　　5月15日下午，起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张权对王亚文说，他再到吴淞炮台察看，以探明炮台司令即百昌的最后态度。傍晚，张权从即百昌处返回，未料到达住处弄堂口时，不幸被国民党逮捕。是由于张权间接联系对象，国民党第一三二师情报科长张贤的出卖。稍前被捕的还有张贤的直接联系人李锡佑以及秦然轩。
　　其时，人民解放军已打响了上海战役的外围战，上海市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笼罩全市。中共地下组织对张权的被捕十分担忧。许多由张权直接联系的起义部队因张权被捕而联系中断，即将实现的大规模有组织的起义因此而遭挫折。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积极设法营救张权。
　　张权被关押在福州路国民党警察总局四楼，不准任何人前去探视。秦然轩与他同囚一室。被捕的当天晚上12时，张权就被提审。回来后他对秦然轩说：“如有人出来对质，我们就自己承认，追问谁是最高指挥者，就说是我，决不能连累他人。”张权意志坚定。
　　5月16日下午2时，张权又一次被提审，直至深夜才被押回。这次长达10小时以上的审讯，敌人问张权和李锡佑是什么关系?策反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怎么同共产党联系?总的领导人是谁?……面对一大堆问题，张权镇定沉着地作了说明和反驳，他说：“有何事实说明我与共产党有联系?说我为共产党策反进行工作有何证据?”狡诈的敌人出示了李锡佑的“口供”和张贤的“指控报告”，以此来质问张权。张权怒视所谓的证据，正气凛然地说：“真理属于全国人民!我接受了人民的委托，负起这个使命，我没有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起义的总领导人就是我，要杀就杀吗!”敌人得不到有用的口供，便以用刑相威胁。张权严正指出：“我的行动是正义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我现在仍是现役将领，不允许你们用刑，你们处决吧!”
　　拘留所条件极差，不满15平方米的屋子，居然关着30多个“犯人”，一天是两顿黑米饭。张权不无感慨地说：“像这样不人道的待遇，恐怕只有资本主义的腐朽社会里才会存在。”壮志未酬，身先入狱，张权十分痛心，很想吸上一口烟，然而“犯人”是不准吸烟的。秦然轩见他心胸疼痛难忍，建议叫看守警代买一包烟，张权阻止他说：“看守警正在执行敌人的命令，看管我们‘犯人’，决不应该向敌讨饶。”又说：“历史上很多人为了正义、为了自由而-，今天我也应该进行绝烟，以示反抗。”张权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精神受到同室难友的敬佩。
　　张权身在牢房心向党，他和难友的接触中常提起他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交往的片断，还赞扬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当上海郊区隆隆的炮声传入牢房时，张权面露笑容，情不自禁地说：“天快亮了，我们等着吧。”
　　5月21日，解放军已逼近上海市区，国民党京(宁)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已知末日将临，急着作最后反扑。这天清晨，张权再次受审，10时被带到楼下天井，人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一块“银牛”的纸牌。张权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奋力高喊：“胜利属于人民!共产党万岁!”喊声未完，嘴巴被塞上棉花，推上吉普车。车子直驶贵州路南京路上的警察总局老闸分局……
　　5月22日，烈士牺牲的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市警局咋呈准汤总司令，于午后6时，在南京路大新公司门口……枪决抬价收兑银圆，企图扰乱金融，破坏治安之匪张权、李锡佑等。”这是弥天大谎，上海警察局刑事处被拘留人名籍簿上白纸黑字写着：“现役军人张权因政治案由，于5月21日出所除名。”这便是铁的见证。
　　张权牺牲后，人民政府当即追认张权等为革命烈士，并对其家属进行了优抚。8月24日市人民政府为张权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对张权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权虽非共产党员，但在思想、行动、工作、作风上都与共产党靠近，烈士对于蒋匪帮-的血腥统治具有深切的仇恨，对中国人民胜利则抱充分信心，在共产党领导下瓦解匪军士气，迎接上海解放，都有相当功绩。”现张权烈士遗骨葬于龙华烈士陵园。
　　出卖张权的张贤，最终难逃法网，终于在1957年归案法办，受到人民的严惩。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历史将永远记住他——张权烈士。
　　(毛和利)

下一名人：高长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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