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二曲高弟王心敬(1658—1783,号丰川)所倾力述作的《丰川家训》,其声闻虽不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那样誉满天下,但作为布衣理学大儒之作,自有其独特价值和当代意义。
《丰川家训》是身历顺、康、雍、乾四朝的王心敬“略仿古训、参以时宜”而作,分为上、中、下三卷,涵具“立身、治家、莅仕”,显豁出条贯秩然、脉络清晰、义理通俗、内容贴切、词旨爽朗的家训特质。具体而言:
丰川将“立身”视为人生第一肯綮,明确指出“身之立不立,不特终身人品之关,亦终身休咎之关”,换而言之,立身关乎人品、善恶和吉凶。王心敬这一指陈实是儒家修身传统的体现,亦融入世俗性,而这恰恰是家训希冀永葆福禄、绵延家道所必备的。“立身”的重要性不待多言,王心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立身。
首先,必须立志。丰川深受阳明“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的影响,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性。他说:“立志二字乃进学真种子,真根本也。种真本立……成得宇宙间一个巍巍堂堂之身矣。世未有有志而不大成者,即未有无志而能大成者。”这就将“立志”在成就堂堂正正人格中的重要性提揭出来。丰川更以现实事例对此予以说明,指出那些事业无成之人失败的根由就在于“无坚志,因而无定力,故半途而止”。
其次,凭借师友。师友之道自古为儒家所重,视其为个人德性成就的夹持、助缘力量。丰川重申这一精神,他说:“师道尊尊,则止以传道授业;朋友亲亲,则便于切砥琢磨。”这就将师、友各自的功能揭示出来。基于此,王心敬指出,必须要“屈下贤哲,得明师开发锻炼”,方能有所成就,同时亦要择“益我之友”,也即要以能“劝德规过”为基准,能则交之,不能则“宁绝交寡兴,虽无益至,亦无损来”。
最后,倾心读书。清代才子纪昀曾用“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读传家”点出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所在,丰川亦教导后人用心读书,他说:“人性本善,一经读书,无论气质好者可望成就,即中材能识得三二分义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资。”可以看出,丰川并不将读书作为士人的进身之阶,而是志在明理,成就圣贤。他特别指出读书要“期于反上身来,贴切理会,遇时遇境,期于将所读者依傍行习”,否则仅仅是入耳出口,虽多无益。
家是个人最原始、最基础、最根本的生活单位,丰川对如何治家着墨甚多,标举八字作为治家纲要。
第一,公平。丰川说:“昔之言治家者,曰忍,曰和,曰公,吾谓公为要焉。家之不和,每起于不公,既不和矣,忍岂可长乎?”这里,丰川将以往治家的三种平列的方法转变为统摄的结构,主张治家必须要公平为先,不公则容易生是非之端,埋攀比之祸,忍、和亦不能持久。
第二,严正。丰川指出“治家之法严则无悔也”,必须以治国之道治之,“庶赏罚是非井井不紊,而上下之间恩明义美,无意外乖忤之隙”。这里王心敬遵循的是家国同构的思路,将家作为缩小的国来看待,做到赏罚分明、尊卑有序,即可达至恩明义美、家庭和睦的境地。当有人怀疑治家过严容易伤害亲情时,丰川则选择宁严勿宽,因为一旦放纵无矩,则容易产生冒犯尊长、肆意专行之弊,因此治家讲究恩情,但决不可废弃义,必须向子孙讲明家法,子孙自有规矩可蹈,少却忤逆之徒。
第三,孝顺。孝是维系家庭的核心纽带。丰川指出:“孝为德本,仁由孝生。”这就赋予“孝”根本德行的地位,一语命中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么,如何来培养孝道呢?丰川认为父母必须身体力行,为子孙树好榜样,因为“我为孝子,则我子必孝,此视效之定理,亦天道之好还”。
第四,勤俭。丰川认为“居家以勤俭为要,勤俭则人事不失”,也就是要勤于家事,俭于家用,具体来说就是要“饮食无求奢,衣服无求美,器具但取坚,房屋但求固,田产无太多,亦只期于足用而止”,也就是要求治家不要铺张浪费,满足自用即可,不可多贪多占,因为“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愚”。
丰川一生贤名远播,朝野尽知,虽受朝廷三次征召,皆托病推辞,以布衣终老,但他并不阻止子孙应试科举,博取功名,反倒多有殷切嘱托之语。丰川主张做官的第一义就是要实心尽职。他说:“凡官职无论大小高卑,莫不各有其宜尽之道。”也就是说,做官自有与其官职相对应的责任,必须揆诸本心,尽其职责,如此“于国事必有所济,于民生必有所益”,从而不负国家,不负所学。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做一场官,须有大德大功留在地方人心,传之家国青史,乃身名俱荣,人神共快,不然,一过人忘,无异行客之过舍。”这就是常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做碌碌无为、太平无事的庸官。
其次,为官的另一要求就是要有清操,也就是要有高尚的节操。丰川认为这是为官的基本德行,他更为担忧的一是“清而无干,不能为百姓兴利除弊,亦只可独善得一己,究于国家无补”,丰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做官光有操守是不够的,那样只不过是独善其身,于国于民,皆无所裨益;二是“清而不明”,就是说为官必须要明理,不能做仅具操守的糊涂官,因为“心若不明,则即其自以为公之处藏不公之弊,而流害不可胜言”,为官内心昏聩,便公私不分,冤滥肆虐。
最后,为官要有仁恕之心。丰川指出:“鬼神最忌者,残民害物之人,天地所佑者,仁民育物之人,故仁恕为居官吉祥之本。”就是说为官不能残害百姓、祸及万物,而是要体恤百姓、化育万物,具体来说,为官对百姓要知民生疾苦,要体民生之艰,对属吏要“体其隐衷之忧苦,怜其才力之不足,谅其本心之无他也”,就是要体察属下之隐忧、疾苦。当然这种仁恕并非毫无原则,若“坏法干纪,则断不可恕”。
要之,《丰川家训》既以德性贯穿和统领立身、治家和为官,又各具原则和规范;既有一般家训训导后代立身处世、祈求家祚永恒的共同性质,又有关中大儒崇尚礼教、重视气节的独特属性,对我们当下提升修养、完善人格、安身立命、治家从政不乏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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