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疫情”演化模式

“疫情”二字，这是自古以来人人都不愿提及和看到的字眼，然而，当它毫不客气地搅扰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秩序的时候，人们才知道，“疫情”二字只有面对，毫无回避。

战争与天灾：古代疫情好发的重灾时刻

疫情，千百年来都令人谈之色变。自古以来的疫情发生，往往都是发生在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事件之后。

其一、由战争导致的大量人畜伤亡得不到妥善处理，从而导致的细菌与病毒滋生所引发的“疫情”。

比如发生在公元1232年的“汴京大疫”，这正是由战争引发而带来的一场巨大疫灾。据《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由此可见，此次疫情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力之大影响非同一般。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公元164-180年）

其二、天灾的极端情况导致人民生活流离失所，而引发的规模性“疫情”。

比如，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在河北发生了一场大水灾。水灾过后的第二年三月，一场疫灾在此地铺天盖地而来。又如，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遭遇连年大旱，接着一场大的疫疠之灾就此降临人间，令“死者十九”（意思是说十个人中大约有九个），无不令人寒心。

与历史重大事件无关：21世纪 一场纯粹被“吃”出来的疫情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种特殊情况的疫情，它的悄然降临，几乎和历史的重大事件无关！

比如，发生在2002年，而直至2003年中期才被逐渐消灭的“非典”疫情，它发生的源头是由人们吃野生动物果子狸导致；再者，2020年春节爆发的“新冠”疫情，据研究表明，目前大致可以确定，实际上，也是由一些不守规则、胆大妄为的一小撮人胡吃乱吃，吃诸如“蝙蝠”等野生动物而吃出来的“疫情”，而大众却为此付出了共担苦果的劫难。

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年）

不得不说，尽管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在进步，科技的技术力量在提升，医疗水平也超越前人古所未有，可是，疫情的发生，却依然没有因此离开人们的视野而彻底远去，因此，它像一场警钟，更像一条警戒红线，告诉了人们不可逾越的底线。特别是发生于21世纪的这两场，它不止一次的敲醒了人们守规则“不要滥杀滥吃野生动物”的时代警钟！ 尽管，这是由一小撮人胆大妄为而碰触了红线的底线所引发。

古代疫情爆发多达238次以上：时刻唤醒人们对天地规则敬畏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疫情的爆发，在古代爆发的频率，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

我国有史籍记载最早的疫情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的“齐大灾”。对于“大灾”的解释，《公羊传》提到，此大灾即大疫。因此，这被认定是我国有历史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疫情。

中世纪黑死病（公元1347-1353年）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次数，根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不完全统计表示，至少，周代发生过1次，秦汉发生过13次，魏晋发生过17次，隋唐发生过17次，两宋发生过32次，元代发生过20次，明代发生过64次，清代发生过74次。合计起来，至少在古代发生过238次以上。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历代疫情的爆发次数并不少，而且，几乎呈增长模式。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加强对疫情的防范，时刻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

古人如此，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需要如此。比如，共同维护和谐的社会环境，保持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并自觉遵守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对大自然心存敬畏都是永远需要的。

泱泱华夏 谈谈先祖们防范与防治疫情的那些可鉴之处

既然“疫情”的爆发是个历史由来已久的问题，那么在面对疫情方面，我们智慧的古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

在传统史籍记载中，“疫情”的说法实际就是一种流行病，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一般通称为“疫”，合称“疾疫”。以现代病理学的分类，古代发生过的疫疾范围甚广，大致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

在对“疫情”这些流行病的防范与治理措施上，古人大致的思路可以总结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米兰大瘟疫（公元1629-1631年）

一、自先秦开始，古人对“疫情”防患未然已是十分重视

在古人对“疫情”的预防上，《黄帝内经》这部战国时期的先秦著作最早提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这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对治疫情，都是防患于未然，一般都是在疫情即将发生前就开始做好预防，从而切断致病根源，避免大规模疫情的爆发，而不是等到疫情真正爆发出来再去采取补救措施。

古人在预防疫疾方面，对卫生环境改善的程度极为重视。

如南宋的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他看到泉州城内的水沟湮阏已经很久，如“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于是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以提前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事先改善自然环境卫生的方法，从而避免了一场疾疫的可能酝酿。

再者，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传统的春节中有这么一个习俗，名叫“扫年”，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在春节前腊月祭灶神的日子，家家户户都会将自己家里来个彻彻底底的卫生大扫除，以此“除尘”而防患因脏乱差可能造成的疫疾酝酿。

另外，在中国民俗的端午节，家家户户有喜好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等民俗习惯，实际上，这也是古人们为了搞好个人和家庭卫生而用来杀菌消毒预防疫疾发生的一种措施。因为，疫疾好发端午，在端午节时候，也正值仲夏时节，气温骤升，正是蛇虫好繁殖的季节，古人选择在这时候进行一些驱虫消毒的举措，也算是明智的。

由此不难发现，古人在对疫情防范方面，从政府到民间，一直以来都是十分重视的。

伦敦大瘟疫（公元1665-1666年）

二、“隔离”法防扩散 成为古人对治疫情蔓延最为重要的手段

“隔离”，今天看到这个词语大家已经再为熟悉不过，当然，这种对治疫情扩散最为常见应用最广的方法，并非纯属今人专利，而是在古人经过漫长岁月的经验总结，一种遏制疫情传播最为有效的重要方法继承。

尽管在古代，当时医学并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信息也没有今天这么畅通，古人却知道对治疫情最简捷有效的方法：隔离！

而且，隔离法在古人对治疫情扩散的应用上相对于现在更为有效。为何呢？

因为在古代，虽然医学确实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比今天不知慢了几千倍，然而，古人唯一比我们多一个优势的地方就是，人群的流动速度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快。在古代，一般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大多会集中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区域内，并不会太容易像今天这样在十几天或者一两个月内造成全国性，甚至短时间内造成一场世界性的疫情。

所以采取隔离法阻断疫情蔓延，一直都是古人对治疫情蔓延的上上策。

在古代的“隔离”法中，古人通常的做法就是将病人安置到某空置地域，然后由官府集中给药进行医治服务。如《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在汉军西征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这时候，感染疫疾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中进行隔离治疗。因此，像在南朝齐时所设的“六疾馆”，北魏设立的“别坊”，唐朝设立的“患坊”，宋代设立的“病坊”以及“安乐坊”，还有明清时期的“养济院”……这些地方，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的时候建设起来专供隔离治疗疫病的专用场所。

另外，在古代的隔离法中，实行自我隔离的方式也可以窥得一斑。

法国马赛大瘟疫（公元1720-1722年）

比如在晋朝时，类似的记载有，如果朝臣家有人染上时疫的，只要一家有三人以上被感染，那么就算没有被感染的人，在百日之内，这个人都不能上朝，必须保持自我居家观察。

以此来看，古人在自我隔离的时间规定上，是比现代人时间还长，毕竟，古人除了在隔离上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外，基本没有什么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来辅助检测从而缩短自我隔离的时间，所以，只能等待百日无恙才算彻底放心。

尽管在古代，不可否认，隔离一法在对治疫情蔓延中确实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但同时也遭到一些人对这一方法的不认同，这在当时，一度被讥讽为“不仁”。当然，在人们对治疫情扩散普遍意识提高的今天，采取隔离治疗和自我隔离观察的方法，大家基本不会排斥。

三、官方牵头组织民众配合 军民共抗疫疾历来已久

由于“疫情”本就是个社会流行病，在古代，单靠民间自行隔离治疗是远远不够，而且一旦缺乏系统组织，更加容易引起恐慌和并更加难以遏制疫疾的传播，因此，古人在对治疫情上，在治疗方面，基本上都是由官方来牵头组织。

在明朝以前，大多数是由官府组织民间郎中进行医治。而从明朝中期开始，医疗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太医院的太医在人数上也颇具规模，大约可达300人以上，特别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往后，这时候，但凡爆发疫情，皇帝就会调拨一批太医院的太医们深入民间问诊治病、施药。

《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爆发了“疾疠”，这时候，明世宗朱厚熜亲自牵头，检验并制成《济疫小饮子方》，同时“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下令由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驱除疫疾。另嘉靖二十四年，又于“于朝天宫门外施药”，此时，由政府官方组织民间治疗共抗疫疾的方法更加直接。

非洲猪瘟疫情

四、古代中医发展最为辉煌 传世药方为后世治疗疫疾提供宝贵参考

古代在有效对治疫疾方面，中医的发展与积累对人们战胜疫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在古代，医疗水平和设施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但中医的发展与对治疫疾经验与药方的积累却十分丰富，这都为后世治疗突发疫疾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与帮助。

如东汉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其中就收录了不少对治不同疫疾的药方，如对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治疗乙型脑炎和流脑的“白虎汤”与“竹叶石膏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的“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的“菌陈蒿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头翁汤”等等。

又如《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发生在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铎督部族发生的那场疾疫，宋廷提供了专治此次疾疫的疫药，其中包括白龙脑、硫黄、白石英、安息香等合计76中草药等配药。再比如苏轼的《与王敏仲书》中提到了治疗瘴疫的药方，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种可以治疫的药物柏叶，而且据说在当时很有奇效。另外，关于历史上疫疾药方的记载像《靖康纪闻》和元人笔记《辍耕录》等其中都多有提及。

古人写在典籍中关于这些中医学对治疫疾方子的著述，都为后人在应对疫疾对症下药上提供了宝贵的医学参考。

鼠疫

五、在控制疫疾的传播上，古人更加注重对病人衣物的消毒处理与善后处理

为了防止疫情治愈后，因为曾经病人物品或一些善后事宜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疫情二度复发蔓延，古人还会对之前病人穿过的衣物进行“消毒”处理。明代李时珍提到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中提到，“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当然，对一些因疾疫不幸亡故者，朝廷也会妥善安置赐予棺器盛殓，并采取掩埋或集中掩埋的方式阻断疾疫传播，如宋代之后的漏泽园制度。

六、天子敬天与强大的民生安抚精神力量

在古代，但凡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古代的帝王一般都会举行一番敬天祷告仪式，甚者还会下罪己诏。

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因为帝王们基本都相信天人感应向上天表达的忏悔行为，今天，我们权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合乎科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对安定抚慰民心，提升人们积极应对疫情的精神鼓励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结语：

疫情面前，最揪人心的是感受古今同等，尽管在应对疫情的方法方式上，甚至医疗科技水平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以及对人民大众幸福生活的摧残，和给完美家庭带来的心灵创伤丝毫不打折扣。

总之，面对疫情，无论古人今人，我们都不希望有悲剧的发生。古人因为社会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医疗水平的落后，而且战乱频发，甚至天灾而导致疫情肆虐人间的不幸，可是今人，像古人这些通过人为因素几乎难以回避的情况至少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希望未来，我们不会再有因为“口腹之祸”的贪吃野味而造成的纯粹“人祸”的疫情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