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这是木瓜榔村的蒋氏武略祠大门所见的两幅楹联,楹联暗示出“耶律”、“阿”、“莽”、“蒋”四姓氏之间存在的关联。蒋氏祠堂年久失修,看上去已经破败,门口的这两幅楹联因地震损坏有一半几乎不能辩识;祠堂正中挂着“武略祠”的匾额,匾额的左上写着“契丹建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裔太阿苏鲁任元末万户大明洪武17年任石甸长官司首任长官后封为承直郎武略将军”。由此可见,这个蒋氏祠堂是为纪念先祖阿苏鲁而立,并向外人昭示自己契丹后裔的身份,但“阿”姓又如何演变为“蒋”姓的呢?
在施甸有“汉家蒋”、“阿莽蒋”两个蒋氏,其中“阿莽蒋”自称为契丹的后裔。记者在施甸见到了对自己姓氏史颇有研究的蒋启坤先生,蒋先生告诉记者,其先父蒋蔚复曾收藏过不少族谱和家谱资料,其中《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的“青牛白马”图最能说明问题,据蒋先生的描述,该图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青松,两侧是并排的4棵小青松,大青松的左前方画有一条河,一男子骑白马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右前方也画有一条河,一女子骑青牛,同样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据孟志东等专家们的解读,山是木叶山,大青松象征的是契丹人的始祖,四棵小青松代表契丹后来的八部,两位男女意味着生育契丹的夫妇,左前方的河为土河、右前方是潢河。这个解读与史籍所载的契丹人起源传说基本相符。
从1995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课题,而云南契丹的问题成为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课题组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墓葬中提取标本,并从标本中提取DNA,与此同时,课题组在保山市的后庄村、龙洞村和施甸的木瓜榔村、大竹棚村采集蒋姓人氏的血样100份,并提取DNA,通过DNA测序检测,最后的结论是,在进行分析过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具有与契丹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后裔,而云南保山、施甸的“蒋姓”人氏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结合历史资料判断,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由此,施甸契丹后裔的确认问题最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地址:施甸县木瓜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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