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高

　　王心高，曾用名王兴高，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一个地主家庭。王心高是王家第15个孩子，时常遭到二娘及其亲生子女的歧视辱骂。1924年至1926年，王心高的生母及父亲先后去世，不到10岁的王心高，不堪二娘的-，投到胞兄门下。从此，他奋发读书，决心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为死去的亲娘争光、出气。1932年，哥哥家经济困难，王心高无法再去县中学读书。正在这时，临溪观高小在一些进步教师的倡导下，附设了学费低廉的协立初中，王心高才得以继续读书。在这里，他受到了进步教师的影响，阅读进步文学作品，参加演讲比赛，揭露社会的黑暗，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看到了广阔的天地，思想产生变化。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打垮川北军阀的田颂尧，不久又发动农民-，成立苏维埃政权，王心高的视野更加开阔。
　　此时，王心高兄长家境越发窘困，他-辍学，在邻居戚广川开办的夜课学校当教员。红军来到他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哥家被划定为中农成分。因他是在哥哥家长大的，他的地主成分改成中农。
　　1933年1月下旬，王心高参加红军，在红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当战士，后在连队任司书。他非常活跃，教歌、读报、讲故事，深受同志们的爱戴。8月，又调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新剧团任队长(该剧团后来改为化装演讲队、宣传队)。
　　在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时，王心高也曾被打成“改组派”关押起来，拷打、审讯。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子虚乌有的事一字不说。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他终于被释放了，分配到前线部队。他又毫无怨言地投入了工作，参加了长征。1935年10月，行军路过四川宝兴县时，他加入共青团，并于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他历任二十七师参谋处书记，第七十五团俱乐部主任，第二十五师宣传股长。1936年8月，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后任教导团中队参谋。
　　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红四方面军之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在甘北祁连山麓失败。王心高所在的教导团中队有一次突出重围之后，又遭敌人追击。敌人越来越近，突然前面被一条山壑挡住，他想共产党员要宁死不屈，于是一咬牙，纵身跳了下去。当他从昏迷中苏醒时，发现自己卧在干水沟里。周围静悄悄的，仰望夜空，疏星点点，他活动一下身子，觉得腰腿酸疼，饥肠辘辘。到哪里去呢?他决定去陕北找党，找部队。他拖着沉重的身子，顺沟爬下去。天亮前，他碰到了七八名跑散出来的同志，结伴同行。一路上，他们两次被打劫，王心高打空子弹的手枪和身上仅有的一点钱都被劫走。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他们来到甘州(今张掖市)龙首附近，在沙坝的一座神庙里住下。天明，又遭到地方团丁的抢劫，连身上稍微像样点的衣服都被抢去。这时，有人留下给老乡做工，有的被老乡认了儿子。只有王心高决心一定回陕北找党找红军。
　　王心高沿途讨饭，有时白天给人打短工，晚间赶路，困累了就露宿野外。走到定西县的?口附近时，他曾被反动派的军队拉去当兵，他寻找机会逃出来，继续找红军。到陇东的隆德、平凉一带听说镇原县驻有红军，立即向北翻山急行。离开党四个月，真好比孩子离了娘，苦痛辛酸一言难尽，王心高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飞到镇原。6月下旬，他们到达新城子，果然见到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部队。第三天，他们到了镇原县援西军政治部。王心高主动将近几个月的情况向党组织做了详细汇报，接受党组织审查。经原第三十军第八十师政治部主任徐太先等证明，恢复了党组织关系。7月，他任援西军政治部宣传部干事。
　　1937年8月，抗战全面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心高历任第一二九师政治部教育部股长、文娱科长。东渡黄河时，担任临时联络站主任。1938年2月，回教育部，12月任冀南军区第四分区(第四支队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不久，改任东进纵队第二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7月，改任第一团政治处主任。在两年多的抗日烽火中，在犬牙交错的平原游击战争环境里，王心高牢牢掌握宣传鼓动工作的正确方向，不断提高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他常说：“饱满的战斗意志，是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1940年10月，王心高到达延安，由总政治部分配到军政学院学习，后入中央党校深造。
　　1944年秋，王心高调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原冀南军区新四旅第四军分区合并改称)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与宣传工作方面成绩斐然，特别是改造战俘尤为令人称道。当时，有不少敌伪士兵被我军俘虏后，自愿入伍，成为我们的战士。王心高认为这些人都是穷苦人，被敌人抓来当炮灰的，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应该以我军的优良传统帮助、教育、改造他们，从生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使他们消除顾虑，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他还注意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培养典型，写成《旧军队士兵改造一例》一文，在我党报刊上发表后，影响较大，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1945年4月，王心高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心高任冀东教二团三营教导员，后任冀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指导下，王心高随部队北上，参加东北解放战争。1947年秋，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1948年初任第九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漫长的岁月，艰苦的环境，曲折的经历，使王心高的身体越来越糟。1947年冬季攻势时，他已患了胃癌，但他仍带病随军作战。他经常用左手按着疼痛的胃部，右手握笔伏案工作到深夜。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落。有时还忍着剧痛，深入到师团了解掌握部队状况。
　　1948年2月，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但他顽强地坚持工作，7日，又启开一本新的工作笔记，照例在扉页写上“团结同志，积极工作，掌握原则，力求进步”的座右铭，勉励自己。
　　王心高的工作日记这样记录着他最后的工作：“2月11日-13日，在清水泡、石家屯深入二十六师、二十七师，听取诉苦运动的汇报。群众反映，挖苦根后，沟柳子、大渡河战斗中战士们战斗情绪高，英勇果敢。战后召开祭灵0大会，战士们高呼口号，化悲痛为力量，情绪激昂。”诉苦运动中有个别同志思想认识不高，王心高给予了及时纠正，引导运动向纵深发展。2月27日，他在闾阳驿参加了解教导团的民主选举，记下了选出的团委人员名单。2月28日，他阅改了张实所写的“诉运”一稿，阅读了苏联国内战争史中“危机成熟了”一段。2月29日，审改了乔吞生写的“发展党员工作”一稿，听了吉永清反映军区卫生部的一些意见。晚上参加了支部会，并发了言。3月1日，他感到病势严重，于是坚持着向刚从第二十六师回来的徐副主任谈了政治部最近的工作情况。又起草了给总部的电报稿，提出目前部队要抓紧培养初级政工干部，要调政治队学员来前方；还为今后训练政治工作干部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以后几天，他连笔都拿不动了，可他舍不得离开战斗的部队。当战友们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弥留之际，王心高回想一生经历，想念战友，思念部队，怀念党组织，发自肺腑地说了一句话：“党就是我生命的寄托。”倾吐了自己一生的追求。
　　1948年4月7日，王心高在哈尔滨卫戍医院逝世，年仅31岁。他以顽强的革命意志，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生命已同党的事业融合成一体，永远闪烁着光辉。
　　(张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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