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章

　　刘凤章是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林家田塆人。笔者觅获黄陂敦睦堂民国甲戌年（1934年）续印《刘氏宗谱》，载刘凤章数多诗文联语和当时撰写的卷首谱序与注志，推断续谱有先生参与编纂，谱录家世亦经他亲自校审。宗谱卷九世系表记其本人简况如下：谱名“华銈，册名凤章，字文卿，一字耘心，晚号岱樵。生清同治乙丑年二月十五日未时。清庠生，乡试膺，房荐四次，堂备两次。历充学务公所普通科科长兼总务科副科长，理化学堂优级师范、武昌府师范、支郡师范、武昌中学堂及私立法政学堂教习。民国充黎副总统顾问官，湖北公立法政学校教员，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长兼教员，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八年，湖北省立国学馆教员。”而这一家谱的发现和有关档案的披露，对准确了解刘凤章生平和他的执教生涯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佐证。
　　一、晚清中举投身教育
　　盘龙城刘氏的始祖是刘拱宸。据清雍正《湖广通志·名宦志》载，刘拱宸明初“以贤才荐知黄陂县”，“二程读书处访得裔孙名祖川者，令其守护。暇即训课士子，一时人才蔚起。”刘凤章为刘拱宸第十八世孙。
　　刘凤章早年师从二甲进士黄云鹄（蕲春籍显宦、黄季刚之父），中举后投身教界，赞同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受湖广总督和提学使黄鲜庵（号绍箕）、高凌蔚（字泽畬）知遇，曾任学务公所普通科科长及总务、专门两科副科长。那时，专门科掌理高等学堂及各种专门学堂，如仕学院、医学堂、武学堂的教课规程；掌理学堂管理人员、教员、学生等一切事务，保护、奖励各种学术技艺，海外游学事务。普通科掌理优级师范（相当高等教育性质）、初级师范学堂、中小学堂教课规程，聘请辞退教员，考核奖惩学生，以及通俗教育、家庭教育和与中小学堂类似的学堂之各项事务。刘先生先前赞襄创办的湖北学报，在创设的武昌府师范任教，服务学务公所后继续兼任多所学堂教习；斯时，学部左丞乔茂轩办学聘其讲课并声言调部，辞而未往。武汉市档案馆至今藏有一张清宣统三年（辛亥年；1911年）颁发的毕业文凭（馆藏案卷全宗号130-4-267），湖北优级师范理化选科学堂注明《伦理》课教员刘凤章。总之，清末的教育管理与教学实践，为刘凤章一生的执教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执掌大学时誉斐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黄陂人陈时与父亲陈宣恺倾财兴学，争取同乡黎元洪等人支持，于1912年5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刘凤章与陈家是黄陂故交，力辞担任校长之邀，后难却恳意就任中华大学学长，“为校中学术重镇”。湖北省教育司职，1913年拟请刘先生继任，亦被婉辞。据中华大学1923年出版的《武昌中华大学总览》和1932年出版的《武昌中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刘凤章一直担任学校常务董事或董事，兼任国学系教员或教授。武汉市档案馆现存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一张毕业证书（馆藏案卷全宗号130-4-77），民国四年颁发给湖北省江汉道夏口县学生何许，由学校代表人陈宣恺、学长刘凤章签署。著名人士恽代英、余家菊、陈启天等，均系中华大学的早期毕业生。
　　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余家菊，在《六三回忆录》的《人物志》中，首先写到刘凤章：“我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家塾到武昌念书，遇到刘凤章先生，他是黄陂同乡，讲阳明之学，提倡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教书时以强烈的热情发挥他不平凡的意见，我受他很大的影响。”“在大学同班中有恽代英者，受刘先生的影响也不浅”。近现代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陈启天著《寄园回忆录》一书，追述在武昌中华大学求学和在中学部任教时说：“学长刘文卿先生的精神，最使我感念难忘。他所任的学长名义，似乎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教务长。但他并不处理实际教务，只尽力设法引起学生努力修养与研究的兴趣。他所教的正式功课，只有伦理学一门，每周两三小时。他利用这门功课，指点实践伦理的道理与方法，尤其着重发挥王阳明之学。因此我得稍稍了解阳明之学的要旨，是要人先拔本塞源，去掉私欲，做一个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物，而其下手方法，则在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又说：“我国旧日分老师为两种：一是经师，二是人师，而以人师最为人所推崇。依我看来，刘先生可算是晚近的一个人师而兼经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武昌中华大学和之后湖北省立一师的毕业生敬业精锐，开拓进取，与刘先生的“耘心”孕育，教学先教本、教人先教心才是造就人才的精英教育理念，实乃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接长一师教界瞩目
　　民国成立不久，前两湖总师范学堂教务长郭肇明，1912年11月奉命就总师范学堂筹办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后，一师1926年撤销时校长更迭达8人；刘凤章先生接长第三任，“奉委到校在（民国）三年八月”（1914年），至1921年9月，任职时间最久，创湖北一师的鼎盛时期。刘先生借鉴武昌中华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冲破当时封建守旧思想的重重禁锢，努力改变旧的关门办学状况，结合自己考察国内外教育的心得，锐意革新，举措焕然，制定“朴诚勇敢，勤苦耐劳”的一师校训，实施“德智体”兼备之教育方针，以培养新青年，鼓铸新国魂。
　　刘凤章强调“德育智育体育为修身三要索不可缺二”之理念，非常重视体育和兵操课，学校备有百几十支旧步枪和木步枪用于训练，又请拳师晨练教授拳术，组织球队外出比赛。二是教学讲座传播新知，培养学生敏锐进取品德。刘先生礼聘为学子授课的是当时各界著名学者，如黄季刚、刘伯平、于泽汉、蔡存芳、万声扬、鲁济恒、彭邦桢等，延请留美或留日的海归人士教英语、数学、国文、历史、法制经济、教育学与教学法等。星期日举办的文会讲座，邀请众多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来校演讲，章太炎、黄侃（季刚）讲国学，梁任公（启超）讲历史研究法，黄炎培讲职业教育，陶行知、晏阳初讲平民教育，黎锦熙、黎锦晖讲小学教育，孟禄博士讲教育学，李立夫讲各地见闻与所得，李汉俊讲要建设必先破坏等观点，极大地开拓了师生的视野，引领学生趋向学科知识和时代的前沿；同时，刘先生亲自主讲国学，“开卷有益，勤能补拙”常不离口，谈修齐治平道理，发挥阳明之学，敦劝青年勤学俭朴，继往开来，作革新社会准备，提高了年轻学子的思想认识，激发了行其所知的探索精神。言教身教，熏陶渐渍，学生多趋笃学力行，有所成就。
　　一师图书馆藏书数十万册，学生阅览学习风气很盛，刻苦潜修，谐和充实。学生起早贪晚，好学不倦，有的健康欠佳，学校除巡视劝导劳逸适度，并设调养室诊治、疗养患病同学，使之得以康复。出版的校刊《文选拔萃》，刊登学生佳作和史地论述，交流心得，鼓舞上进，不要毕业生弄出文字不通顺的笑话。又特开英文班，聘美国老师教学，为学生升学或留学创造条件。1920年始设中文拼音学习，适应新文化潮流。一师作为公立学校，教学有声有色，人才聚集一方，学生享受官费待遇；附小选拔高材生留任，设备完善，学习扎实，系全省最典型的小学，各地参观者络绎不绝，时为湖北武汉教育界所瞩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解放军大将王树声、著名学者徐复观等分别在1917年前后考入该校。当时，一师学风甚浓，思想活跃，学生张素吾、刘敦铭等发起“证人社”，提倡读书和自省，修身立德，热心把课堂手工实践扩充到小规模的市场性手工业劳作等。那时的官方看来，自由结社等于组织造反。刘先生明白这是读书团体，多予方便，力于支持。学生吴士崇（字德峰）品学兼优，与这个组织成员关系密切，常以修养与治学相勉，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当局侦知，密令抓捕。刘先生闻讯即密嘱学监阮景星（字华甫）赶赴黄土坡（今武昌首义路）吴家，促吴德峰回避。其后刘先生多方周旋，平息事态。吴德峰后任武汉市长，常常追念刘先生，并推荐阮华甫为省政府参事。另据刘仲衡著文，刘凤章在文普通学堂执教时，董必武在该校读书（1905～1910年，别名董用威）；辛亥武昌首义后，刘先生荐其在湖北都督府任职；接长一师后又聘为英文教员。1922年，董必武任一师训育主任，辅导“证人社”改为“人社”，成为中共外围组织。一师学生勇于追求真理，“五四”运动期间和北伐军进入武汉前后，积极参加-和革命活动，人才辈出，亦有烈士殉难捐躯。之后，徐复观、周谦冲等弃政治学，卓有建树。
　　四、修身养正嫉恶如仇
　　刘凤章清末民初以学行称于一时，颇具声望，黎元洪曾聘为-顾问及教育参议，他恳辞不就，但常进言，贡献福国利民的良策。-照例每月寄送薪俸三百元，亦坚辞不收。历年所积，达数千元，均存汉口黄陂实业银行。后经友人婉劝利用该款，复承黎元洪乐捐校舍，旁采欧美治校方法，在武昌南楼创办私立养正小学，为师范学生实习创造条件，特聘一师毕业的几位高材生刘敦铨（仲衡）等任教，为民族培育幼苗，为国家创造新机。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1981年发表《忆念刘凤章先生》一文，他说，“近五十多年来常常想到我住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校长刘凤章先生，总感到真正以宋明儒讲学精神办学校的，民国以来仅有他一人。这在教育史上，在儒林传中，都应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刘先生笃信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教，生活清严，言笑不苟；但对人周到恳笃，治校勤恳，来往学校总是步行，极少坐人力车；冬天只穿棉袍，我曾看到背上脱了线，决不穿皮袄。大家称他为刘阳明；排挤他的人，说他是‘作伪’。他在上《修身》课时曾向我们说：‘读书的人要能站得起来，不走上升官发财的老路，首先必须从生活俭约上立根基。生活一任意，便易流于放侈；生活放侈，行为不能不随之邪僻。我们只要相信是对的便去做，不怕人骂为作伪；守之终生不改，不就是真的吗？’”刘先生修身冶性养正，率先垂范，讲课热情条理，嫉恶如仇。他最深恶痛绝者，为升官发财的世俗观念。他说：“‘升官发财’是中国几千年帝制官僚传统不断的坏风俗恶习惯。民国尽管诞生，而旧帝国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依然根深蒂固于人心而不可拔除，这是最可悲哀的事。”所以，刘先生对招收一师新生综合省察，国文考试严格，入学作文曾亲命试题：“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故安在，试申论之”。一师每次招收新生，报考常达二三千人，正备录取只有五十人，落榜者往往是难过国文这一关。
　　袁世凯1915年12月复辟称帝前，湖北的代理人发起劝进，教育界亦有阿谀响应者。刘凤章事前北上参加中央师范会议，袁闭会在怀仁堂盛礼宴请与会者，亲出演说；黎元洪嘱筹养正小学，召宴于瀛台，密室深叹袁误国之图谋；因闻讯有备，回鄂坚拒劝进签名，正气凛然，誓死反对，宁为保卫民国而死，决不偷生开倒车去拥护复辟丑行。并在一师大礼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慷慨陈词，拂袖辞职，高呼：“为保卫民国计，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师生哭泣，声震瓦屋，列队送别校门。次年袁死，刘先生才返校视事。刘凤章在湖北的护国反袁壮举，气魄磅礴，忠爱共和，永垂青史。1916年，民国缔造元勋黄兴、蔡锷，相继去世，刘先生悲痛哀悼，曾作挽联吊唁：“才哭英雄，又哭英雄，英雄有几，英雄有几。创造民国，再造民国，民国在兹，民国在兹。”湖北安陆翰林陈培庚，在武昌司门口被当时官僚政客私人包车撞死。刘先生作联直斥当道：“当道尽豺狼，斯世那容公立足。同堂处燕雀，前途更令我伤心。”
　　五、博采众长
　　竭诚精进
　　刘凤章终身以讲国学与办教育为职志，陶冶人才，竭诚精进。他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在一师校长任内，民国八年奉命率团东渡扶桑考察教育，组织有襄阳二师、宜昌三师校长等十人同往，自日本回国又参观上海、江浙教学。刘先生详撰考察报告《东游纪略》，记录好经验，报导新趋向，为改进国内教育作参考，笔者今在北京发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尚有一师与武昌文藻斋印行的旧籍存世。刘凤章在教育管理方面，借鉴采用当时国内外的先进措施，结合师范特点，形成湖北一师的办学风格，影响深远，誉及遐迩。中国的国学经典浩如烟海，《周易》被奉作群经之首，称为“世界四大元典”之一。爱国学者徐恕（字行可），曾师从刘先生读书，敏而好学，深爱典籍，后成著名藏书家，捐国家珍稀书画及文物价值连城，因知先生“雅好易也”，供书“前后不下数十百种”。刘先生精研周易，名重学界，晚年患病经其四弟华钧（刘敦勤之父）力劝返乡，息影家园，殚心著述；将数十年研讲积累所得，于民国甲戌（1934年）暮春写成《周易集注》，由一师的学生在武汉印行，1982年又在台北校正重印。刘凤章撰《周易集注》论述六十四卦的革卦时开篇写道：“井旧则污浊，故以革新为贵也。”德国博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研究易理，从事译述，深叹易义之广大精深，早年赴鄂与刘先生切磋请益，先生热情答疑。其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后执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将在德国友人家中所获珍本周易携美，亲自校正《周易译解》英文版三版订正本，经波林根基金会资助，1968年6月出版于纽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部印行。此诚为中西合璧之儒林佳话。
　　清末民初，是个惊涛骇浪的时代。革命者信仰：矫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徐复观1918年至1923年在湖北一师读书，见证了当时的情况。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新的风气，吹到了武汉，新人物要破旧立新，把刘先生当作旧的大目标，由校外的攻击，渗入到校内。首先说刘先生排斥新知之士，其次是说对学生管得太紧，妨碍了自由发展，刘先生在这种压力之下，也一次请了几位北大武高毕业的当教员，但被学生瞧不起。攘扰渐次代替了和谐，刘先生愤而辞职，被大多数学生热烈欢迎回来。但不到半年，攻击之声更盛，学生中一向佩服刘先生的也渐冷淡下来，刘先生便从此离开了学校。”刘先生宅心仁厚，律己甚严，离开一师后，年近六旬，屡有聘请出任官职之事，因厌恶争斗，均婉拒未就，继续受聘几所大学授课，应邀到湖北省立国学馆讲学，康有为等至鄂时陪游考察，住南楼养正学校不问世务，常与黄季刚等谈文史论易经，亦受纺织业巨头苏汰余等礼聘为其子女导读习文。刘先生自奉至薄，谨言慎行，学邃行端，恂恂儒者，编撰《修身》讲义由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刊印，至今在湖北省图书馆仍存收藏；另有著作《行世备忘录》、《曲阜谒圣记》及文艺等散见各专集杂志，《七十自叙》载家谱艺文纪（湖北省图书馆藏《东游纪略》中附录）。晚年回乡对桑梓养正、醒民、再传、扶东等学校多予扶持指导，1935年病逝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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