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
一多5岁入私塾，勤学书画，10岁考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大爆发，他主动剪辫，常以义和团、太平军为内容作画贴于家中。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不久，与杨延宝、梁思成组成美术社，并参加清华文学社工作，担任《清华月刊》总编、《清华月报》。“五四”运动时期，他为清华学生会的文书，曾领导同学反对校方削减《清华月刊》经费，还以北京学生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1920年7月，发表他的第一首新诗《血岸》，以后相继发表《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诗的音节底研究》、《律诗底研究》、《女神的时代精神》、《女神的地方色彩》等诗论文章。
1922年，一多回到家乡，与高真女士结婚。新婚那天，花轿抬到门口，他还一心看书；举行婚礼时，不叩头而行鞠躬礼。婚后不久，即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丹佛阿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学习。后转入纽约艺术学院，致力于诗的研究和创作。写了不少爱国思乡的作品，如《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太阳吟》等。1925年5月，提前1年回到“如花的祖国”。
回国后担任北京艺术专科（今中央美术学院）教务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1926年任《晨报》副刊。1927年应邓演达的邀请回武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曾自绘反对军阀的大幅画，悬挂于黄鹤楼（旧址）。同年秋前往上海办新月书店，并任《新月》；旋即赴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回鄂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并出版诗集《死水》。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教授中国文学、英文诗。1932年暑假，应清华大学的聘请，任该校中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他积极投入运动，发表演讲，支持平津学生组成“南下宣传团”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抗日。
抗战开始，清华大学迁至长沙，同北大、南开合成联大。是时，一多在随清华师生迁往长沙途中转道回乡。参观当地小学，勉励教师，并捐赠课桌椅100多套及黑板、教具算盘和图书。1938年1月，联大迁往昆明，一多随校南迁，步行3500公里，沿途历尽艰辛，目睹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1943年春，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深刻体会到“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是掩饰自身的怯懦，无能和自私”，摆在自己前面的“只一条路--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先后担任云南省民盟支部委员，宣传委员和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主周刊》社社长等职务。
抗战胜利，一多高兴地剃去为不忘国耻而蓄了8年的髯须，准备以新的姿态迎接和平时期的到来。蒋介石将中国人民重新推入内战的深渊。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公然武装镇压在昆明举行的“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爱国-，打死4人，伤20余人，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污蔑学生为“土匪”。一多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将惨案的-大白于天下，并为死难的四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队伍前列；在为烈士举行葬礼时，他愤怒地说：“我们一定要为死者0……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一二·一”惨案，把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推向0，而反动派的活动，也更加猖獗。昆明市的中苏友协被查封，进修出版社、昆华图书馆被搜查，特务扬言以40万元的高赏买一多的人头，并给闻的家属投递恐吓信。与此同时，国民党教育部长顾毓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老同学的关系，来信劝告他“收敛”，“勿受共产党利用”，请他赴重庆“共襄大计”；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则送来一大方牙章，附上优厚报酬，请他雕刻，他均一一断然拒绝。1946年7月11日，传来李公朴先生被特务杀害的噩耗，他立即赶赴云大医院，流着泪水，站在李先生的遗体旁，大声呼叫：“公朴没有死！”“我们要0！”一连几天，他悲痛愤慨抗议呼号，置生死于度外。有人获得特务要暗杀闻一多的消息，劝他暂时避开，他说：“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下来，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7月15日，昆明市各界人士1000余人，为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闻一多主持大会，作了他“最后一次讲演”，他坚定地说：“我们要准备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一多在《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后回家，行至西仓坡宿舍附近时，隐藏的特务分子对他连击数枪，闻一多当即停止了呼吸。
噩耗传到全国，声讨反动派声援民主战士的电报象雪片一样飞至昆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分别从延安、南京发来唁电。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控诉法西斯的无耻暴行，并向国民党当局提交抗议书。10月4日在上海举行的闻一多先生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周恩来亲自书写的悼词。10月19日，周在上海文化界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在引用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时说：“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宣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指挥，做一条人民的牛。”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因为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48年，《闻一多全集》（四卷）出版，郭沫若、朱自清分别作《序》，吴晗写《跋》，叶圣陶为《全集》重印撰写《后记》。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整理出版了十二卷本《闻一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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