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枚子

　　万枚子（1905～2005），原名万德涵，号养和，笔名枚子，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辉煌居委会）人。是前述清光绪年间朝廷农工商部员外郞万际轩之孙；也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的亲伯父。他在民国时期受过蒋介石训导，官至国民党《扫荡报》少将副社长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曾被周恩来、-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仙逝时-总理送过花圈，新华社发过讣告。是骨灰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资深名人。
　　传承祖志以文立身
　　万枚子的祖父万际轩，是清光绪二年（1876）以进士身份从潜江城区万氏家族走入仕途的最高学历者，他一生虽然宦迹平平，但教育培养子孙及家族后人读书立世尤为成功。万际轩育有三子，长子万枚（1873～1941），即万枚子之父。万枚从小随父在京城读书，民国初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曾任河南荥阳知事（县长），湖北夏口（今武汉市汉口城区，民国时期为汉口市）检察官，1941年病逝在湖南桂阳（今湖南桂阳县）寓所。次子万敷（1875～1957），清末北京法学堂毕业，初授吏员；民国时期，历任推事，地方检察长、院长、公推辩护人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受聘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三子万文鸣（1886～1916），民国初毕业于陆军测绘学校，曾任中央测绘局局长，因常年奔波在外染腿疾不治英年早逝。
　　万枚育有万德涵（即万枚子）、万德洪、万德浩（即万钢父亲）、万德泽、万德济五子。万枚子七岁丧母，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及叔叔四处求学。1913年随父在湖北夏口入读私塾，次年被送回北京随三叔万文鸣背读古文。1917年随父（时任荥县县长）入河南省立一小读书，1921年考入河南第一中法文班学习，1921年再返北京叔叔家，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补习班、高等师范学校补习班、北京大学甲部预科、北京大学教育系（肄业）。
　　万枚子勤奋好学，思想活跃，尤其爱好文学，1923年年仅十八岁，在北京《晨报》发表短篇小说《考试》，初露其文学才能。1925年7月，年仅二十岁的万枚子考入北京《世界日报》任，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同年10月，经于右任（我国近代、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学家，同盟会早期会员）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在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7年英勇就义）的影响之下进行革命活动宣传。
　　民国初，山头林立，“革命”口号震天的年代，新的报刊层出不穷，万枚子办报已小有名气，并已以文立身于世了，受聘于各报。1926年2月任北京《民主晚报》及“民主通讯社”总。1927年兼任天津《华北新闻》主任。1928年1月，经友人推荐，任冯玉祥（民国时期的军事家，著名的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传处上校秘书兼《革命军人朝报》总。同年10月任汉口《中山日报》主任。同时进行长篇小说《半新儿女家》创作，1931年此作在《世界日报》连载（1948年出版单行本，1990年人民出版社再版）。
　　办报行文声名大振
　　民国时期报刊的生存发展，主要在于你有没读者，也就是说报刊的生命力靠办报人的市场开拓经营能力，党报之类靠的是有实力的利益集团的支撑。1931年12月，万枚子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这次调任主要得益于他办报时展示出来的经营能力被高层发现。在实业部的他廉洁耿直，刚正不阿。1932年夏，他在赴江西、上海调查两省的一宗煤矿诉讼案时，拒绝上海煤矿老板的贿赂拉拢，面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据实将讼案改成万言报告书报南京政府。这期间，万枚子还任过汪精卫（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私人秘书数月，因与汪妻陈璧君不和，仍回实业部。
　　万枚子对经商办实业兴趣不浓，1934年又回到了他热爱的报业之中，任汉口《大公报》总。1935年9月任上海《时代日报》总，积极编写新闻鼓动抗日。1936年回北平，被聘为冀察（战时行省）政务委员会参议兼新闻科长，次年接任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发表合作抗日宣言，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可是7月20日，处在抗日前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会议上，有“名流”主张向日寇妥协，见此情景，身为参议的万枚子再也忍不住了，他站出来吞声流泪，慷慨陈词，振臂高呼道：“现在敌我短兵相接了，卢沟桥血肉相拼啦！三十九军死了多少将士？日方来人不是谈判而是威胁，难道我们还能坐视等死吗？”促使徘徊在战与和中间的宋哲元将军挥拳做出了“打”的决定。当晚他激愤中作诗一首：
　　七七卢沟响炮声，挥戈抗日鬼神惊。
　　冲冠怒斥谈和议，血泪交流浸古城。
　　同年9月，远在汉口的万枚子，获悉八路军在山西大同灵丘县平型关伏击日军获大捷，甚是激动地写诗祝捷：“平型大捷振全局，八路英名果不虚”。
　　1938年1月，日军势如破竹在中华大地攻城略地，万枚子满腔悲愤，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抗日到底三原则和三运动》一文，积极鼓动全民抗日到底，不要气馁，更不能妥协。1941年8月，他到达陪都重庆，任《时事新闻》主笔，撰写了很多鼓励抗日的文章。1943年时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著名的爱国将领）为鼓舞士气，扫荡日寇，将1932年6月国民党为“剿共”所办的《扫荡报》进行改版重建，调万枚子任《扫荡报》少将副社长兼总经理，这年他三十八岁，也是他在国民党军政界所任最高职务。由于万枚子与这位爱国将领高度默契，他把《扫荡报》办得有声有色。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就是由万枚子最早推荐在《扫荡报》连载的。
　　1945年日军投降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欢迎会上，万枚子一睹毛泽东风采后，写诗赞曰：
　　魁梧奇伟冠同俦（chóu，伴侣或同类），大海长江又合流。
　　胜利和平谋建国，延天瑞气漫巴州。
　　9月5日，万枚子奉命去南京、上海接受日军在大陆发行的《大陆新报》，筹备出版宁、沪《扫荡报》。飞行途中，因抗战的胜利，重庆国共和谈初见曙光，为此他心情十分舒畅，写下七律一首：
　　万象昭苏紫气东，排云驭日驾长风。
　　河山历历归怀抱，学无止境忆梦中。
　　魔降已随三岛尽，光明复见九州同。
　　延天吉瑞宣重庆，胜利和平见巨功。
　　此时，年仅四十岁人生和仕途如日中天的万枚子在国民党政界、军界都是吃得开、叫得响的知名人物，如果顺从国民党的路线大步向前，可能很快升官发财，但他后来的人生并非如此。
　　仗义行事涉讼丢官
　　万枚子身为国民党党员，是国民党重要喉舌机构的主笔者之一，但他不随波逐流，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抱着救国救民的宗旨办报写文章，对共产党历来敬重和同情。
　　1934年万枚子任汉口《大公报》总编时，有情报称共产党人陈心泉（中共早期工运、学运领导人之一）、张执一在汉口被捕。万枚子认识陈心泉，不认识张执一，但因有关系人相托，便向担任国民政府湖北省反省院院长的同学黄宝实（后随蒋介石到台湾）说情，全力相救，使二人获释。张执一时任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1938年2月，万枚子任湖南省第八区专署秘书长，后又代行专员之职；10月任湖南省民众抗日统一委员会主任秘书；12月任湖南省桂阳县县长。他在县府前书了一副对联：
　　假我两年，将八千里幅员生色；
　　藐躬一宰，为三十万民众折腰。
　　上联表达了他积极抗日的雄心，下联表述的是他为民服务的诚意。
　　1940年3月上旬，他突然接到省政府注有“县长亲译”的加急电报，仔细一看，电文明示：“奉蒋委员长密电，处决-分子。着将该县-李典午、李醒园、李亚明秘密处死”。万枚子大为震惊，他曾出席过李典午主持的东镇乡自卫团干部训练班的结业典礼，又批准李典午请办的战时中学，暗中多次支持过他的抗日救国活动，也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后两位是国民党党员，心想我不能容忍别人借自己之手杀害无辜。于是他要秘书孙怡仁设法通知李典午出逃。后来，他去耒（lěi）阳（抗战时期民国湖南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面见省府秘书长李杨敬（1950年赴台，曾任台湾“-”中将参议）时表明了事出非义，不能照办，并义正词严地说道：“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不能有此举动。况且三李中后两李是国民党同志。”李杨敬大怒道：“你是受过总裁训练的老党员，总裁有令你不执行，当心你的脑袋！”面对省府领导的训斥，他仍傲然质问道：“这还叫国共合作吗？”
　　新中国成立后，李典午改名李木庵任-副部长。万枚子1957年任国务院参事时方知改名后的李木庵就是当年施救的李典午，而这一年秋他被错划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待他1960年摘帽回京城时，李典午已于1959年逝世。后来万枚子在读《十老诗选》（“十老”，即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续范亭、李木庵、熊瑾玎、钱来苏）时，才知李典午没有忘记桂阳的这段往事。
　　为保护李典午等人而得罪了上峰，后来产生了很多麻烦。秘书孙怡仁因“泄密”被捕；李醒园、李亚明捕获后送保安司令部；万枚子被借口与县食盐运输公司舞弊案有关而涉讼罢官。1940年5月5日万枚子罢官时他写下了《挥红豆》两首诗：
　　其一
　　正是同仇敌忾时，燃萁煮豆自残支。
　　拼吹烈焰挥红豆，搔首不吟萁豆诗。
　　其二
　　暗杀明推到党争，人间正义难书生。
　　此时不去何时去，跳到黄河洗不清。
　　罢官后的万枚子开始继续他的报人生涯。
　　改弦更张参加民革
　　1945年10月，国共重庆和谈《双十协议》签订后，由张治中提议，将各地《扫荡报》更名为《和平日报》，万枚子出任南京《和平日报》（代）社长，当年11月12日出刊。次年1月1日，上海《和平日报》出版发行，万枚子任社长兼总主笔。他邀请上海的一批知名人士撰写《和平礼赞》等文章大力倡导和平建国。但好景不长，《双十协议》墨迹没干，蒋介石密颁“剿匪手本”，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进攻，《和平日报》又恢复成“扫荡报”旧貌。见此情景万枚子十分黯然，于是，1946年5月15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后的第十天，他毅然辞去了南京、上海两社社长之职，并留下了《哀和平》一绝：
　　才除扫荡起和平，盛会典终宇内惊。
　　忍看和平重扫荡，拔开浓雾觅光明。
　　1947年秋，万枚子回到祖籍潜江登记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竞选，当他目睹为争选票流血打斗、枪兵镇压、选票制假等情境后，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于是在当年12月25日，他毅然决然在上海《大公报》刊登启事，退出国民党。当时国民党仍是十分强势的执政党，且对-等异己分子的暗杀十分疯狂。已有二十二年党龄，并受过总裁（蒋介石）多次、多年训导的万枚子，此时-的勇气和智慧亦非常人所能比。
　　-后的万枚子仍频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反战争，要和平”，主张“不流血革命”。1948年4月15日，他与周一志（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等六十三人联名在《大公报》发表《对当前局势的主张》，积极倡导停止内战，争取和平。6月19日，又与周一志、鲁莽（民国政治人物）等六人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日运动的基本认识》（抗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反苏的基地，明目张胆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国民-无能坐视不理，以上海大学生为主首先发起的这场全国--运动）抨击当局。
　　1949年1月20日，他与周一志、鲁莽、程仲文等六人响应中共1月14日宣布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并于27日在上海《大公报》大幅刊出，成为当时上海的“六君子”之一。由此被国民党-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为免遭-，当年4月化名前往香港，4月12日，经中共华南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夏衍（著名的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向中央-部荐举，获准正式加入革命战线。
　　1949年6月，万枚子携家眷返沪。他回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女儿万家堃、万家仁、曾祥芮（随母姓）三人同时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之中。当年8月持夏衍的介绍信，偕夫人曾竺明北上受到中央-部热情接待。10月1日，他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当他再次见到毛泽东，亲聆他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为自己后半生投入人民的政治选择激动不已，并以《长相思•开国大典观礼》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车隆隆，炮隆隆，开国新华气势雄。浩然昭长空！喜融融，乐融融，高展旌旗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1950年8月，万枚子与夫人同在华北革民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一期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设在沈阳的文化部出版处。1951年3月，被调回北京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中央宣传部任主任秘书，8月经陈铭德（上海《新民晚报》的创始人，时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央民革委员等职）等人推荐加入民革。10月随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到四川渠县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届人大代表。1956年6月，任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曾任民革团结委员会、监察委员、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
　　蒙冤受屈铁骨铮铮
　　1957年4月，万枚子受周恩来总理接见，并接到了他亲笔签发的“国务院参事”聘书。这年6月10日，他的人生又突遇一次厄运。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部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光明日报》总储安平那天作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的发言，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的发言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万枚子没有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储安平，而是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用常识去判断。6月8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后，6月10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召开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0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国务院参事万枚子毅然站出发言，他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并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就是这样几句几十年后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言论，万枚子当时即被划为右派、撤职。即使这样的不公正待遇，他也没有动摇自己信念，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的建设成就而讴歌。1957年12月12日，他写下了：“开国八年，布政多端，万象盛隆。看工擎巨业，辉煌增产；农业大耕，合作成功；改造私营，资源公有，革命前程趋大同……”。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时，他写到：“开国新华前未有，矗立丰碑义气冲斗牛……”万枚子完成这首诗作后的5月下旬，工资由十二级降到每月二十八元，并与夫人一同被送往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7月，被调回北京磨石山全国政协劳动基地劳动改造，就是这样，这位五十四岁的老人也没有怨言，他在“自述”中说：这是“实际体验劳动创造世界的艰巨与伟大，利于加强思想改造”。
　　万枚子唯有的一点牢骚是被错划右派后迷惘之中对自己的一顿臭骂。1958年2月17日他的《钗头凤•春节感怀》一诗中流露出其对当时的苦痛、徘徊和迷惘。诗文写道：
　　恩情重，提升骤；应知破立挥陈旧。乌云布，红旗怒，已怀托庇，怎生迷路。误！误！误！勤研究，申愚陋；一心耿耿衷情透。年空度，花终负，自惭形秽，莫嫌人妒。怒！怒！怒！
　　“文革”开始后，厄运再次降临于万枚子。1969年9月，他同夫人一起被送到与其祖籍紧邻潜江的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已是六十四岁的万枚子，饱受肺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的折磨，拖着病躯毫无怨言地与学员们一同劳动，无所不干。在《万枚子诗词选集》中，留下了他和夫人在干校生活的诗词十一首。这里选刊其中两首，以领会他博大的胸襟和乐天知命的情怀。第一首写自己学手推车，题为《推拉手车》：
　　转轮轴承不特殊，老翁何敢作车夫。
　　力撑两月掌辕稳，前后推拉也自如。
　　第二首写夫人学插秧，题为《竺下水拔秧》：
　　七旬老媪勇拔秧，踏水涉泥顶日光。
　　只有亲身深体验，方知粒米不寻常。
　　两首诗里不无辛酸和调侃。历经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到1972年11月才回北京。
　　潜心文史资深参事
　　万枚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受聘为国务院参事，对国家的另一特殊贡献是潜心于文史研究，为后人抢救性地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1959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的一次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自己亲身经历和看到东西写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从此，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设立了“文史委员会”。这时大家想到了资深报人万枚子，1960年6月他还戴着右派帽子（当年11月25日才被摘帽）就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工作，其主要职责为约稿、审稿、改稿、编稿、校稿等，是一个没有官位的文案人员。凡从事过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项默默无闻而吃力难讨好的工作，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承担，而对于已是国务院参事，多年前就是国民党《扫荡报》少将（副）社长兼总经理，年龄已有五十五岁万枚子来说似有不公。但他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敬业精神全身心地投入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万枚子在1960年下半年正式接手《文史资料选辑》的工作，当年底他就编出八、九、十二辑（十、十一辑为其他人主编），共三辑；次年编出了十三、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辑，共七辑；1962年也了七辑；1963年的1964年共九集；1965年五十三、五十六辑，共两辑。据悉，“文革”前，全国政协，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共五十五辑，万枚子一人就完成了二十八辑的工作。这二十八辑文史资料，每辑仅以二十万字计算，总共是五百六十万字，平均每年一百多万字。凡做过或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一百多万字的编审的艰辛和分量。1966年，闹起了“0”，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等工作停止，万枚子基本空闲下来了，这时，他受天津市政协之请，代为《天津文史资料》一｀辑，又是二十多万字。
　　万枚子在出版文史资料的同时，自己笔耕不辍，认真履行国务院参事职责，常常以作者身份出现在文史资料选辑之中，如《-历八年》《我和黄少谷及扫荡报的关系》（黄少谷，湖南南县人，台湾地区的政治家，曾任台湾地区“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长”）等等。为仇鳌（湖南汨罗市人，与孙中山同时期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元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代写《辛亥革命回忆录》；为邵力子（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对台和对外侨文广播稿”等等。从万枚子的女儿万家仁、曾祥芮在《曹禺研究》（第三辑）发表的《思念父亲——报人万枚子》得知，第二次平反昭雪后，他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政协报》《亲所晚报》《团结报》《文史通讯》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七十多篇，同时受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之请，对汉语文字改革和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了研究。
　　改革开放不久的1981年3月12日，万枚子再次任国务院参事，-总理为其颁发聘书。参事一职从民国十年（1922）开始沿袭至今，国共两党中央、省、部级部门一般都设有参事室，它是同级政府或部门的直属机构，参事都是德才兼备，有名望之士。其中国务院参事多为著名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和有宏观管理经验的高级别干部担任，主要是出谋献策，从事咨询和审议各种法律、法规、重大事项等。此时万枚子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可见他在名气和地位是何等之高。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才聘参事一百九十一位，一般在任也只有五十位左右。
　　晚年的万枚子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之中，他不仅写诗抨击“-”势力，而且奔走呼吁并劝勉在台故旧投身两岸统一大业。1979年元旦，他在香港报刊发表《岁首致台湾老友》的文章；1984年1月，读邓小平元旦讲话后，他赋诗一首：
　　团结则安0危，和平爱国共依归。
　　三番合作千秋业，留待子孙评是非。
　　1990年春节前夕，他给定居台湾的陈立夫（民国著名政治人物，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副院长，终身维护国家统一）致贺卡：“新春仰大陆，华夏展宏图。立在其中矣！夫子动情乎？”不久，陈立夫回信寄语：“华夏之盛，谁不动情！”
　　2005年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国务院参事、爱国民主人士万枚子先生因病于2005年5月18日10时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在他重病期间和逝世后，国务院总理-及何鲁丽、-、周铁农等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5月24日，新华社为其发了讣告，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
　　这正如他在临终前喃喃自语道：“作为炎黄子孙，国务院参事，问心无愧，可以安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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