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寅

　　《大清一统志·名宦》记载：“刘寅（1532～？），字敬甫，号直庵，潜江人，嘉靖举人。官山东道御史，有《经理川湖》及《饬从俭》二疏，剀切精详，以直谏名于时”。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对刘寅也有类似记载。古时候的“名宦”“乡贤”不是民间确认或自封的，那是朝廷根据其政绩或突出表现而敕封的。这有点像现代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等国家级的荣誉称号，是层层遴选分级上报确认的。能被朝廷确认列入名宦之中，名垂史册是很荣耀的事；能入原籍乡贤祠让后人供奉也是极其难得的。刘寅享有如此殊荣，他的艰辛、卓越也是非同一般，是值得称道的。
　　年轻备尝艰辛
　　康熙《潜江县志》卷八·风土志（以下简称《县志》）收录了刘寅在临终前的《自撰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一文，据此可知他家住“城南十里许”。城南十里应该是现在园林办事处紫月村一带。我很想将刘寅与紧邻的刘岭村“蜜湖刘”联系起来，让其人才辈出的“蜜湖刘”家族再添一历史名人，但我查遍了“蜜湖刘”民国九年（1920）和1990年重修的《刘氏宗谱》，就是没有找到刘寅及其父亲刘廷贵的大名。
　　刘寅在《墓志》自述是潜江土居编民，始祖名叫刘彦；祖父名叫刘镛，虽然与清朝乾隆时期的吏部尚书刘镛同名同姓，但没有功名，属于世代种田过日子的人；其父刘廷贵在家排行老四，也是农耕之人。刘廷贵娶吕氏为妻，生了两个儿子。其子一是刘寅，生于嘉靖十一年（1532）。他是家中长子，八岁入学，苦读十年，到了十七岁才取得“庠生”资格，入县儒学学习。
　　刘寅与古时候大多数应考入仕者一样，走的“耕读治家”之路。他十八岁即娶了汉中同知李豹台的三女儿为首任妻子。成家后，刘寅一边读书，一边操持着家务。二十二岁那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汉江上游的沙洋决堤，淹没了潜江。《县志》（第十卷·河防志）记载：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沙洋均决堤。沙洋在潜江的上游，地势高差几十米，只要沙洋决堤，汉水定会像脱缰的野马，从潜江的西北面高地，向境内东南低处狂飙而来，潜江经常是一片泽国，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防治水患，县衙每年都要组织全县劳动力去抢险筑堤。当时，刘寅的父亲年岁已高，其弟又年幼，均不能上堤劳作，他一个人要支撑全家的劳役任务。筑堤挖河等是劳动强度最大的农活之一，一般常年劳作的壮劳力都会疲惫不堪，而处于半耕半读状态下的刘寅，其艰难痛苦状可想而知。《墓志》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适逢沙洋之水，里役差重，赠君既老，弟尚幼，予一人支撑，十载辛苦艰难，予与李儒人盖备尝之”。
　　劳役和种田再辛苦，刘寅一刻也没有松懈考取功名、步入仕途的决心。虽几经乡试而不第，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三十二岁时中了举人。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拼命苦读，到了这个年龄才考取一个举人，好像不值得。旧时的科举制度就是这样，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王朝，对考生是不限年龄的，“唯文取仕”。从《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一文中得知，范进考到六十岁才中了一举人，以至狂喜而疯。现代人就可以想象到古人求仕途的悲怆与凄迷。
　　刘寅虽然考取了举人，有了入仕的资格，但并没有马上被朝廷授予官职。举人只是一后备官吏，如果在改朝换代的开国年间，朝廷急需人才，则可能被及时授予“教谕”“学正”等八品的初始级别的官。嘉靖年间正是明朝中期，朝廷科举取仕后备、或候缺-已是十分之多。刘寅一边劳作，一边等待着皇上的“委任诰敕”。这一等就是漫长的十六年，这期间刘寅几度考进士名落孙山，到了万历八年（1580），他才如愿以偿被任命为直隶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学博（州县分管教育，教授学生的学官的别称，即学正、教谕）。这年他已是四十八岁了。
　　入仕政绩卓越
　　刘寅年近五十出任巨鹿的学博，十分珍惜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朝廷官职，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并多处显露出有较强的领导才能。他当学官时，组织当地乡绅捐资修缮学校，使过去风雨飘摇的学堂焕然一新；对贫寒有为的学子捐资助学，使学员安心学习无一逃废；深入乡野张贴告示劝学，使巨鹿境内送子入学成为一种风尚。《县志》还记载了一件彰显出刘寅军事才能的事：巨鹿县令偶尔有其他事外出，刘寅在衙署办公。看守监狱的衙役突然跑来报告：囚犯越狱，有的已经翻越城墙出城了。刘寅听清情况后，处突变之事而毫不惊慌，他招来捕快和衙役，分多路追击。不到一天的时间，越狱的二十七名囚犯被他派出去的人员全部缉捕归案。此事，惊动了州府，上级呈报朝廷对他进行了特别褒奖。刘寅自述在巨鹿任学官三年，得“五荐、八奖”。
　　因政绩突出，刘寅在万历十一年（1583）擢升华阳（今四川双流县）县令。刘寅任县令期间，明王朝正处内外交困期。内部：杭州兵卒因减饷发生兵变；浙江民众因反对推行甲保制闹事遭镇压；首辅张居正逝世（万历十年），朝廷内党争白热化，皇上先是对张赞美谥封，接着听信谗言夺其生前所封的官衔，诏以“罪状”“剖棺戮尸”，并将“党附张居正者”全部罢官为民，包括戚继光在内的一批忠臣良将也没能幸免。外部：北有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部族在辽、沈攻城略地，且明军节节败退；西南面有松藩部落在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骚扰作乱。加之苏、松（今天江苏、上海）一带大水，房舍倒塌、农田受损无数，淹死二万余人无人救助；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时发旱灾和蝗灾，民不聊生，人怨载道。明王朝衰败的征兆已经凸显。
　　刘寅到华阳上任伊始，就遇到了松藩部落对县境的抢夺进犯，他即与当地驻军认真谋划，并亲率衙役等兵卒一同对进犯者进行打击，捕获其首领，朝廷闻此捷报，皇上下诏对刘寅进行嘉奖。《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时松藩梗化，寅赞画军机，捷闻钦赏银币”。
　　刘寅在任县令期间，建昌（今四川西昌）发生叛乱，巡抚下令要刘寅同四川总兵李仁宇率兵一同平乱。刘寅即与李仁宇认真谋划，研究行军路线及攻打战术。他们率军渡过泸州河，取道岭柏，集中兵力，一鼓作气，直捣巢穴，平定了叛乱，百姓欢呼载道。这时，朝廷对刘寅又“捷闻钦赏银币”。《墓志》写道：“癸末（1580）春，推升华阳令，四年间荐者二、奖者三”。
　　万历十六年（1588），刘寅擢升南京山东道监察御史。明朝时期的道御史，是中央都察院（相当于今中纪委监察部）派往各地监察御史。当时将全国分为十三个道（即片区），都御史分区掌管各地监察工作，亦称“巡按御史”。道御史在巡察时有-建言权，被称为“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载，小事主断，他们官位虽不高，但权势颇重。刘寅任道御史在巡视江淮一带凤阳、京营、京仓粮库及粮食转运工作时，发现一粮仓离河岸三十多里，转运粮食的劳役人员十分艰苦，有时不小心将粮食弄损，这些苦役则破家赔偿。于是，他责成当地-将粮仓移建于河滨，解决了多年的积弊。《县志》原文为：“寅一清积弊，移白虎仓于三十里外滨浒建立，南运之困，至此一甦。”
　　刘寅在监察御史岗位上干满了三年，在万历十九年（1591）迁升江西南安府（今江西大余县）知府。不知何故，他“遂决意告归”。刘寅自撰《墓志》曰：告归时“年五十九，不复有功名富贵之念矣”。按明朝-的任职年龄，五十九岁正当年；按刘寅早年中举后苦候了十六年才被朝廷选用，而他入仕至今也只干了十一年，其“告归”之意很令人费解。我们对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稍作了解后，从《湖北文徽》（第二卷）选录的刘寅两篇奏折中，就知道刘寅急流勇退的原因了。
　　朱翊钧十岁继位，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任辅政十年，二十岁亲政。他狂妄自信，好听谗言，随意罢免杀戮-，并从万历十七年开始，沉迷于后宫，基本上不上朝理政，让权臣结党营私，搅得朝廷乌烟瘴气，使明朝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刘寅的第一篇奏折是《经理川湖事宜疏》。他要皇上“爱民如子，从谏如流”，朱翊钧是做不到的；他参与平定建昌叛乱后，建议将过去驻雅州的兵道移居于建昌，可“控制蛮夷，安抚百姓”，没被采纳；他说汉江常决堤闹水患，是因为“府州水利之官，坐视而不救”“徒费日月，靡费官钱”“旗校威如虎，横行州县，骚扰百姓”，一下子将地方-得罪尽了。第二份奏折是《请崇俭厚疏》。刘寅说：现在举国奢靡成风，-吃穿用都“尚奇巧”“玩山游水，则举国如狂；酣歌娱乐，则醉人如市”“今士风日下，急功利者轻道义，喜奔竞者而厌恬退”。一下子将大明王朝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自负而心胸狭隘的万历帝绝对不会高兴，也不会采纳其谏言。刘寅面对如此皇上和朝政，按他刚介正直的个性，已看不到做官的前途，而他又不愿卷入党争旋涡之中，因此，其荣升时而“告归”完全可以理解。
　　归隐造福家乡
　　刘寅看破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隐退回到故里后，过着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墓志》中写道：“归来，天赐以清闲之福，予亦斤斤自守，不干求有司，与人争竞贪图田产。即亲友宴会，亦多未赴”。但家乡人民对他格外敬重，大事小事都喜欢找上他。后来，刘寅被家乡人民的厚爱所感动，自主或不自主地参与了造福家乡的一系列公益事业。
　　编著万历《潜江县志》，这是刘寅为家乡人民所做的贡献之一。潜江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县志，是在明弘治壬戌年（1502），由知县史华（陕西渭南人）主持纂修的，编著是江西丰城时任潜江教谕的崔崟（yín），只可惜年代久远，片纸无存。时隔近一百年，到了明万历庚子年（1600）间，知县潘之祥（江西婺源人）又主持修编县志，编著就有刘寅，另外两位潜江人是欧阳柏（曾任云南副史）、李鸣（曾任陕西西乡知县）。万历县志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康熙《潜江县志》的蓝本。康熙县志很多内容都引用了万历县志。如康熙《潜江县志》（卷八·风土志），关于潜江风俗是这样记载的：“成弘以前，邑俗朴俚尚义，有太古风”，“村有老死不识吏者，畏官府，无敢梗拒，宁饿死，不俯伏龌龊”等，朱载震等编著者特别明确写到见《万历旧志》。这是刘寅为家乡人民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刘寅十分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旧时因战乱、水患、饥荒等天灾-，常常出现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尸横遍野，而无人认领掩埋的情况。从明朝洪武三年（1370）开始，朝廷就号召各地“择近城宽阔地为义冢”，掩埋那些无人认领和被遗弃的尸骨。但朝廷和县府都没有置义冢的预算支出，各地都只能靠乡绅和富豪出资购买田地捐置义冢。《县志》记载：刘寅“在南门外横堤头”购田五亩，“在县西渡夜汊河”（今东荆河深河段）购田十亩，建了“南郊义冢”“夜汊义冢”。
　　古时，达官贵人、商贾富豪都热衷于修庙建寺，既是为了信仰和精神寄托，也是为了积善行德，祈求神灵保佑。刘寅归隐后也不例外，出资参与了寺庙修建工程。他一生特别崇拜忠勇侠义的关羽，于是“在县南三里”（今潜江中学一带）修建关帝庙一座；他对堤防和河神特别有情感，他“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今红军闸一带）重修了万寿寺，还为僧尼置田打井，“以供赡养”。同时，还为重修万寿寺作了碑记。碑记写道：“此地大江环绕，一望平原，野花芳草，四时竞秀，樵夫牧子，日夕讴歌，夜半钟声，器然于尘俗之外，亦夜汊之奇观也。彼挂帆而过者，望之，呼曰：万寿。”
　　刘寅这样一位名宦乡贤，朝廷没有忘却他。他的父母、两任妻子死后都得到了赠封。其父刘廷贵敕封文林郎、四川成都府华阳知县；母亲吕氏，妻子李氏、继妻蒋氏均被敕封孺人。家乡人民更没有忘记他，刘寅去世后，除了进乡贤祠供人祭祀外，县府还在县城内正街为其修建了一座“监察御史坊”。
　　时空荏苒，岁月蹉跎。刘寅最终实现了他在自撰《墓志》中所言：“余自愧鄙薄之人，所得于造物者已厚。天下无不尽之数，生死寄归何憾之有”！
　　是啊，何憾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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