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

　　沔城素有四十八庙、四十八井、四十八桥、四十八牌坊之称，可惜岁月无情，渐成传说。尤其是桥，没几座了。叫得出名字的，我只知道双莲桥、司马桥和司金桥，外加一座杨刚桥。杨刚桥诞生于十几年前，显然不在四十八桥之列。据说建这么一座桥，是为了纪念一个叫杨刚的人。用人名做桥名，在沔城还是独一份，陈友谅也没这种待遇。
　　所以杨刚此人值得研究。
　　不要被这个颇有阳刚之气的名字迷惑了，杨刚其实是个女人。听街坊邻居说，她小时候有个绰号，叫“八哥公主”。“八哥”就是那种会说话的鸟。说白了她就是一小可爱，跟奥运开幕式上的林妙可有得一比。
　　杨刚的父亲是沔城最有钱势的举人老爷杨会康，代理过湖北省主席，莲花池都是他的私产。作为大家闺秀，出门得坐轿，可杨刚坐不住，喜欢探头探脑，在轿子里瞎晃悠，轿夫们活怕了她。更怕她的是两位私塾先生，只知道包本背书，从不讲解，喜欢用戒尺打人，杨刚偷偷往茶盅里下巴豆，整得他们走马灯似地上茅房。这还不算，动不动就爬树掏鸟窝。有回被大人抓住，要家法伺候，她头一歪嘴一噘，委屈地说：“你们怎么不问问人家为什么要爬树呢？”大人吃了一惊，以为她有天大的冤情，连忙追问。小可爱理直气壮地说：“因为树上有鸟！”大人笑岔了气，都说她投错了胎，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不是男孩又有什么关系呢？杨刚的成就超过了杨家所有的男孩，包括她最崇拜的四哥杨潮。不光在杨家，在咱们老沔阳，她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杨刚当过-办公室的主任秘书，总理批文件，多半是这么几个字：“请杨刚同志修改定稿！”足见其器重程度。往后推，她还当过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一届人大代表以及0八大代表。
　　杨刚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有余，是时候盖棺定论了。作为我国杰出的文学家、新闻家、翻译家、评论家和革命活动家，杨刚身后的评价惊人地一致。说她是“能作出大贡献的人”，称她为“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显东则尊她为“革命的启蒙老师”。连毛泽东也赞不绝口，两度将她定性为“党内少有的女干部”。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初次见面的时候，一次是在她死后不久。
　　关于杨刚的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一直以来都讳莫如深。邓拓代表人民日报社通报死讯时，说她的死跟丢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有关。-给《杨刚文集》作序时，说她“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胡绳、袁水拍在《追忆杨刚》中说：“她因外事活动遭遇车祸，造成脑震荡后不幸病逝。”她最好的朋友萧乾在《文学家辞典》中一笔带过，只交代了她的忌日。甚至她唯一的女儿郑光迪写回忆录时，也没有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
　　那么，杨刚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准确的说法是自杀！而真正的死因竟然是信仰！这些年没人谈信仰了，但在某一个时期，信仰这东西不可一日或缺。为了各自的信仰，父子可以成仇，夫妻可以反目，兄弟可以出卖，人们都为信仰而活着。
　　杨刚的信仰和爱情是同时降临的。她有个娃娃亲，是沙湖李绂藻大人的孙子，在不谙世事的时候，她并不觉得将来的婚姻有什么不妥。然而十九岁那年，杨刚忽然提出退婚，让曾经受惠于人的父亲左右为难。原来她有了信仰，给她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战士张成荣。两年后，张成荣被当局杀害，但信仰却留给了杨刚。
　　杨刚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在她心里，信仰是值得用生命来捍卫的。在担任北平学-指挥时，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被阎锡山拘捕入狱，面对酷刑，她坚贞不屈。即使是遍体鳞伤地躺在牢狱，她也挣扎着对看守她的士兵进行革命宣传，在了解了士兵悲惨的家世以后，她哭了。她对旧时代是痛恨的，但对人民却无比同情。抗战时期，她跟丈夫决裂，把女儿托付给朋友，为抗日救亡积极奔走。正如她自己所言：“有男人，而不能做男人的女人；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投机分子。革命需要她到哪里，她就到哪里；革命需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杨刚的革命生涯一言难尽。她是中共早期的党员，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在包括冰心、丁玲在内的同时代女性作家当中，杨刚的政治地位最高，尽管著作等身，但她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然后才是作家。杨刚性如烈火，她的诗霸气十足，不适合坐着读，哪怕先是坐着的，读着读着你会自然而然地站起来。她的小说总是洋溢着革命热情，催人向上。正所谓文如其人，生活中的杨刚也是一样。有一年，她跟上级发生口角，盛怒之下，宣布-。尽管多年后她又重新入党，但这个举动是多么的幼稚啊！即使不在党的时候，她仍然活在信仰中，把四哥杨潮、“二哥”杨显东引上了革命道路。她对杨显东说：“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一九四九年，她成功地说服王芸生，顺利实现了《大公报》的起义。十月一日，她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她说：“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
　　说到底，杨刚骨子里毕竟是知识分子，自始至终保持着独立人格。她舍弃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都是为了争取全体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可是，正当她以满腔的革命热忱醉心于工作时，反右斗争给了她当头一棒。杨刚疑惑了：“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眼看一个个正直、善良，曾和她一道献身信仰的朋友接连打成“右派”，而她还要违心地主持批斗会，她无法原谅自己。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缺。当理想破灭时，多数人会选择活下去，而杨刚不会。她突然发现，除了以自杀的方式为信仰殉葬，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杨刚吞服过量的-，不告而别。她的穿戴十分整洁，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一条折缝笔挺的黑呢裤子，一双白色袜子和黑色布底鞋，这是平时没有过的。她还化了淡妆，唇上涂着口红，这也是平时没有过的。在朋友们眼中，她是著名的“浩烈之徒”，总是不修边幅，一边抽烟，一边慷慨直言或者朗声大笑。
　　没有开追悼会，那段时间人人自危，无暇顾及。有人处心积虑，想把她追认为“右派”，被-制止了。杨刚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惜，但以她刚烈的个性，迟早会寻求解脱，即使逃过了反右，也绝对逃不过文革。
　　杨刚(1906—1957)，女，沔城人，原名杨季征、杨缤。1928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发起和组织北方“左联”，任宣传部长。1933年协助-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1935年出版译著《傲慢与偏见》。1939年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并兼岭南大学教授，利用副刊宣传抗日民主，反对投降倒退。次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后到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从事国统区-工作。1942年秋，自桂林转闽、浙、赣战区采访。她的通讯报告集《东南行》向读者展示了东南半壁在日伪统治下的血泪画面。1944年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留学美国。1948年离美回国，将20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女儿》手稿交美国朋友保管。1949年10月1日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定居北京。1950年任外交部国际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0月初改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3年兼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人民日报》副总，负责国际宣传。1956年当选0“八大”代表。1957年10月7日去世。
　　杨刚是人民忠诚的优秀女儿。她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同上），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诗作收入《黎明的呼唤》（四川人民出版社）、《她们的抒情诗》（阎纯德主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繁星春水红纱巾》（阎纯德主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小说收入《新女性的地平线》（同上）。她的诗和散文写的很有气势，散文《沸腾的梦》表现了中国人民炽烈的爱国心。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以富有联想的构思及形象的比拟，热情的歌唱祖国，鞭鞑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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