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先鹏
向先鹏,1907年1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城。父亲向本源开茶馆发家,是县内一富户。向先鹏为长子,最得父母疼爱,从小就被送进了学堂。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向先鹏正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5月20日,省立农专学生刘肩三毕业返乡,即把外地运动的消息,带到了都昌这个僻静的小县。刘肩三那催人泪下的演说,唤起了无数青少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民族义愤,年仅12岁的向先鹏最为激动,当即就动员同学们-以声讨帝国主义和-政策。随后,又在刘肩三指导下,牵头组织日货检查组,上街宣传-,并挨店检查,找出日货就当众焚毁。6月,他又邀集同学组成宣传队,步行到离县几十里的乡村小学,向师生和周围农民讲述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欺侮、军阀政府的-行径和全国-的势态,使这场爱国主义运动,迅速波及全县。
运动后,向先鹏所敬重的刘肩三留校任教,他积极靠拢这位年轻的师长,跟着他一起下乡考察社会,研讨学问,寻求救国良方。1922年,向先鹏又追随刘肩三领导全县人民,驱逐了不顾人民疾苦、肆意横征暴敛的赃官刘燮臣。斗争虽然胜利了,可民众疾苦如常。社会如何改良,救国救民的路在何方?他感到迷惘了。
1923年,在刘肩三鼓励下,向先鹏去九江报考省立第三中学。在九江,他看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英日租界、长江上肆意横行的外国商船、衣衫褴褛行乞街头的灾民,也看到了对国人如狼似虎对洋人奴颜卑膝的北洋军人……这一切使他萌发了要彻底埋葬罪恶社会的强烈愿望。这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已经传到九江,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开始在九江建立,向先鹏经常与进步同学一道,阅读进步书刊,争论社会革命,参加爱国学潮。
1926年8月暑假,向先鹏经刘肩三介绍,结识了正在都昌建党的共产党人刘越,直接聆听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兴奋极了,迫切要求留县参加革命工作。不久,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根据组织安排,他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1月10日,北伐军进占都昌,国民党都昌县党部公开成立,向先鹏当选为县党部执委兼宣传部长。这时的国民党都昌县党部是中国共产党都昌地方组织直接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组织,党通过这个组织直接领导全县的工农运动。向先鹏成为县里工农运动的领导人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之中。为了更实际地进行革命宣传,他首先从自己家里做起,带头减租退租,又将家中百来担存谷,亲手开仓分给了贫困佃户。
1927年1月中旬,经中共江西区委批准,中共都昌地方委员会成立(同年6月根据新党章规定改称县委),向先鹏当选为中共都昌地(县)委委员兼共青团都昌地(县)委书记。1月24日,中共江西区委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名义举办的江西党化教育讲习所在南昌开学,地委挑送了20余名团员青年,由向先鹏带队,去南昌参加学习。他们在南昌,一面进行理论学习,一面参加实际斗争,以都昌会馆为阵地,将农运高潮中躲到南昌的土豪劣绅捉拿清算。向先鹏学习结束,返县继续参加农运领导工作,派遣共青团员到落后的乡村帮助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并亲自参加了栎田等乡农民协会的建立。
1927年3月,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制造了赣州惨案和九江惨案后,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这一系列事件,给方兴未艾的都昌农运笼罩上一层阴霾。当时,都昌正是油菜收割季节,为了防止土豪劣绅趁春荒盘剥农民,县农民协会要求各区、乡农民协会将农民的菜籽统一收进,集中榨油,代行销售,然后换成稻谷或直接将价款返还给农户,这无疑打乱了豪绅们的如意算盘。他们大为恼火,瞅住风云突变的政治气候,在乡间肆意造谣,说什么农民协会“勒捐经费,由土豪劣绅渐及劳苦农民”,共产党要“共产公妻”,挑动不明-的群众,去围攻区、乡农民协会。6月8日,土豪陈范五等竟收买地痞流氓,煽动落后农民攻打设在多宝寺的庚区农民协会,一次就杀害区农民协会常委、执委赵敬燧、马宗锦等七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左蠡惨案。向先鹏等共产党人义愤填膺,立即组织调查,逮捕了五名凶手,准备召开全县大会,严惩凶手,追悼先烈,揭露敌人,粉碎他们的阴谋。还在筹备大会期间,新军阀、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关于“停止农运,欢送共党”的指令传到县里。早已与土豪劣绅暗中勾结的县人民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刘天成喜出望外,于6月9日上午10时许公开叛变,紧闭城门,查封县党部及农民协会、总工会,捕捉共产党人,并将抓去的共产党人严刑拷打后游街示众。向先鹏适在两天前因公事下乡而侥幸逃脱。他闻讯后,立即搭船奔赴南昌寻找拯救都昌革命的方法。7月11日,他与国民党左派、县长谢宝树及南昌县委书记刘越、农民协会常委刘肩三、总工会主席刘聘三等商议,决定通过谢宝树县长恳请其老师、国民党左派、省民政厅厅长姜济寰,调动驻湖口的省水上公安游击第三支队谢式南部,到都昌帮助镇压-政变。拿到姜的批示,向先鹏又匆匆赶赴湖口,与谢式南详细讨论了在都昌攻城的方案。
7月22日,谢式南派出两个中队,到达都昌城郊五谷咀。考虑到鄱阳湖正是涨水期,县城六道城门,除北门和大东门外,其余非舟莫渡。于是,扑城队伍兵分两路︰一路由向先鹏带队直取北门,一路由谢式南率领攻大东门。因向先鹏一路轻车熟路,先期赶到,与守城卫兵交上火,而谢的一路则尚在途中。刘天成听到北门响起枪声,知不敌,遂劫掠放火,各自溃逃。更可恨的是,刘天成等为了逃命,拖住扑城队伍,不惜浇煤油点燃东街永昌布店。扑城队伍进城后,城内已是烈焰腾空,哭声震天,40余家店铺淹没在火海之中。向先鹏等只得放弃追歼敌人,组织救火和开监狱救人。
都昌扑城虽然取得胜利,但数天之后,随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重新笼罩全省,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向先鹏等共产党人,被迫再次离开都昌。-栽赃陷害,将烧城之责推到向先鹏等人身上,一直上告到南京,以致向先鹏遭到全国通缉。抓不到向先鹏,他们又去向家敲窄0,逼得向母卖掉了乡间大部分田地,卖田款1200块银元尽数被劫走。向先鹏离开都昌后辗转找组织,在南昌接上关系,被省委派到赣东北特委。1928年7月,向先鹏随特委负责人黄宜来到鄱阳,任中共鄱阳县委委员兼共青团鄱阳县委书记。鄱阳是中共赣东北特委中心活动区域,基础很好,虽然在1927年底珠湖暴-动失败后革命一度转入低潮,但至1928年春,党迅速调集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到鄱阳,在-中很快恢复了革命活动,并将斗争重心由鄱南转向鄱北,尤其船湾、华山、萧岭一带,已发展到建立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为配合县委工作,振奋群众情绪,向先鹏组织同学书写张贴标语,刻印散发传单,使反动当局惊恐不安。
1929年7月12日,向先鹏去鄱(阳)彭(泽)边区参加党的联席会议,不幸于返回途中在响水滩被反动当局作为“共党嫌疑”逮捕,送往南昌茅家桥监狱。向母听到儿子出事,心急如焚,将家产变卖殆尽,托人去南昌营救,终于同年12月将其“保释”。出狱后,母亲不让他再到外面奔波,将他送到乡间亲戚家暂避风险。
向先鹏理解慈母一番心意,可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他,在亲友家度日如年。一回在岳父家,他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未婚妻桌上︰“冬天,我们到野外去,看见些树林都枯槁了,只有那翠竹苍松和寒梅,在那里傲住霜雪等春来。”他岳父早年读省农专时参加过五四运动,深明大义,见字条后理解爱婿心迹,便说服向母。正月拜过年后,已是1930年2月。向先鹏得知前中共都昌县委书记刘越的妻子要去上海,便与之结伴来到上海。这时,刘越正在上海任中共法南区委宣传部长,向先鹏通过他与中央接上关系。中央考虑江西各级组织刚遭到严重破坏,急待恢复,要他仍返江西工作。接受任务后,他于3月下旬赶到九江中心县委报到。在那里,他又受命回都昌重建组织,任中共都昌县委书记。
此刻,古城都昌正弥漫着一片血腥,前中共临时县委因省委被破坏所牵连,于1929年底遭到严重破坏,县委成员相继被捕遇害。
向先鹏到都昌县后,即与村里党的负责人刘龙嗣见了面,商议重建县委的工作。为了安全,他化名杨济民,白天住在村后大脑涧的草棚里,晚上到村里召-议,研究工作。
几天后,以向先鹏为书记的中共都昌县委重新建立起来。县委决定,以武装斗争为工作中心,尽快建立一支由县委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逐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开展苏维埃运动。他挑选了刘龙嗣等10余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特务队(又称敢死队),向湖口游击队求援了四支步枪,便与队长刘龙嗣一道,带着这支队伍,先后从汪墩汉先、阳家港、苏山万家阪等地收缴土豪的零星武器,到4月,队伍就发展到3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都昌游击队。
由于连年灾荒,1930年都昌春荒特别严重,到4月,贫困农民断粮的十有八九。4月下旬,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一致认为,只有不失时机地组织春荒斗争,才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会议具体研究了秘密建立农民赤卫队和开展春荒斗争准备工作等事项,并成立了以向先鹏为主席的都昌县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县委的号召下,周围三四十里内的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秘密组织了赤卫队。月底,赤卫队发展到400余人。5月4日晚,县委根据群众发动情况和荒情发展,决定春荒斗争序幕于次日拉开。到会同志摩拳擦掌,提出首先在茅垄开刀,因该村有五户大地主最狠,屯积居奇,被群众称之为吃人不吐骨头的“五老虎”。向先鹏冷静地听完大家的意见,经过一番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分析,给大家阐明了这次斗争的形式、目的和步骤。他强调指出,这次斗争既要达到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目的,又要尽量避免过早地暴露自己。在目前我方力量薄弱,活动尚处半公开的情况下,斗争形式就是“借粮”,强迫土豪开仓济贫,而暂不动他们的人,他们若要告我们,我们也发动群众告他们屯积居奇,0灾民,与他们打场“官司”,在全县人民中揭露他们,赢得舆论支持。尔后,在群众得到充分发动的基础上,举行全县武装暴-动。
次日清晨,汪墩、徐埠等地农民挑箩推车从四面八方涌向茅垄。县委布置游击队员夹杂在群众中,以保护群众。茅垄村的“五老虎”见这么多人来买谷,以为涨价的时机到了,竟声称不卖谷了,谁知来的竟是要“借谷”,就更是死活不肯;吵到早饭时,人越聚越多,足有700余人,农民在游击队员带领下,不由分说,冲进“五老虎”家里开仓出谷。“五老虎”破口大骂。负责指导“借粮”的一位年轻同志怒不可遏,就叫几个游击队员将“五老虎”中民愤极大的四个绑了起来,送往老屋村。
形势发展超出预料,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向先鹏不好批评那位年轻同志的鲁莽,便临时找县委成员开会研究妥善的处理办法。大家认为,如果放了这些家伙,势必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根据地也将暴露,只有顺水推舟,提前暴-动。向先鹏尽管觉得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但已逼上梁山,便迅速定下了举行暴-动的决心。暴-动农民把抓起来的四个大地主拖到山涧里处决了;随后打起红旗,涌向茅垄、汉先、排门等村打大户。
茅垄暴-动震惊了敌人,驻在左蠡刘逊桥的县警察大队二分队于次日赶来镇压。向先鹏料定敌人必来,也预先做了准备。他根据敌人有30多支枪,而我方只有六支枪能打得响,便连夜指挥游击队、赤卫队赶制了一门松树炮,集中了几十具土铳,找来了不少洋铁桶、爆竹、铜锣、红布等,悄悄布置在途经老屋的湖泥岭上,同时发动上千农民群众到时助威。7日上午,敌人刚走到湖泥岭下的怡公塘垄里,只听山上一声“炮”响,锅铁、瓷片遮天盖地打来,紧跟着“机关枪”声、土铳声、铜锣声、喊杀声震天撼地,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顿时吓蒙了,不要命地转身就跑。由于惊慌失措,在汪墩渡口抢渡时淹死两名警察。消息传到县城,县府官员慌成一团,担心农民攻城,一连三天不敢打开城门。
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群众的情绪。与汪墩、徐埠相邻的各乡,也相继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平债废契”、“建立苏维埃”的暴-动。中共江西省委对都昌迅速发展的形势非常满意,于5月20日向中央报告了都昌情况。
根据省委关于“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路线”,同时也为了加紧锻炼部队,扩大根据地粉碎敌人对老屋地区更大规模的“清剿”,茅垄暴-动之后,向先鹏集中力量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派遣有斗争经验的同志,迅速到大革命时期有良好基础的地区发动群众,相机举行暴-动;二是调整作战方式,不固守一地,灵活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并加强与湖口游击队的配合与支援。5月14日,向先鹏亲自带领游击队员与湖口革命力量协同作战,一举攻克距九江仅五六里的沽塘海关。6月3日,他们突然出现在苏山李家排,处决了该村两名反动地主;6月4日,率部在茅垄北千公塘同九区靖卫团陆士郊部打了个遭遇战,打得陆士郊匆忙下马逃窜,待陆缓过气来寻找游击队时,他们已不知去向。数日后,向先鹏又带着游击队突袭了阳储山程家。游击队神出鬼没,土豪劣绅惊恐万状,国民党都昌县政府为对付这支队伍,不仅调动了警察队、靖卫团,而且在各区乡建立守望队,收买地痞流氓,设暗哨,组建了严密的情报网。
面对种种不利情况,向先鹏决定摆脱这种敌强我弱的处境,跳出敌军重围,暂向赣东北根据地转移。
1930年6月22日晚,经过整编的游击队在老屋村吃过晚饭,等待茅垄整编的赤卫队前来汇合出发。至23日凌晨,突然茅垄方向传来枪声。原来,22日国民党县政府已“密令警察一、二分队及九区靖卫团、各区守望队,由水陆分五路出发老屋村一带。”茅垄响枪正是参加围攻的警察第二分队与赤卫队遭遇。听到枪声,向先鹏立即命令游击队前去营救,出村不远,发现自己也被包围,遂和前来围攻的警察队、靖卫团打了起来。激烈的交战引来了茅垄的警察分队。向先鹏即率游击队边打边上山钻林子。从枪声中判断,敌军有数百人,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向即令刘龙嗣速带队伍钻林子突围,他负责断后;直到身边子弹打完,估计队伍已经脱险,天也快亮了,加上长期在山上风餐露宿,生了一身疥疮,双脚溃烂,行走不便,便干脆冒险在距敌人不到百米的山林中找了一个起了坟的坑穴中隐蔽起来。没料到天放亮后,靖卫团团总陆士郊竟派他的团丁踩山搜查,向先鹏不幸落入魔掌。
向先鹏被捕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革命群众无不焦虑万分,汪墩、徐埠、左蠡等地群众,纷纷秘密串联,计划武装攻打徐埠,抢出向先鹏。
陆士郊听到群众想劫狱的风声,慌忙将向先鹏于7月4日傍晚从小路秘密押解到县里。当晚,县长石铭勋,担心留下向先鹏夜长梦多,便决定次日清晨将其处决。
1930年7月5日凌晨,百余名国民党都昌县政府-人员,荷枪实弹,押着向先鹏向东门外刑场走去。
向先鹏慷慨就义了,他所组建的中共都昌县委其他成员,继续领导着都昌人民坚持斗争。都昌游击队转战到赣东北参加了红十军,并于同年10月打回故乡,在都昌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创建苏维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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