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

　　彭康(1901～1968)原名子劼，又名坚，号嘉生。江西萍乡彭高镇(今属江西上栗)人。1919年萍乡彭高镇(今属江西上栗)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鹿几岛第七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文科。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内风云突变。刚刚修完帝国大学全部课程的彭康，急切地希望早日返回祖国参加革命斗争。他顾不得撰写毕业论文，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证书，于同年秋天回到了祖国。11月到上海，在-下参加文学团体创造社，从事《文化批判》等刊物的和出版工作，撰写了有关文艺、哲学方面的理论文章，诸如《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新文化的根本任务》《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等。此时，他还在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兼任哲学教授，利用讲坛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革命的大众的文化艺术，号召人民“学习辩证法以清算一切反动思想，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成为当时文艺评论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1928年5月彭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任创造社中共党团成员，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等职。同年底，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
　　1929年，彭参加中共闸北区委、中共沪中区委工作期间，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等著作；还出版了文集《前奏曲》。就在他紧张进行译著之时，创造社被国民党封闭。他即与鲁迅、夏衍等组织成立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继续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1930年4月，彭因收藏遇害同志遗留的0，不慎失密被捕。租界临时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意图推翻国民政府，组织-，进行违反-宣传”的罪名判了他七年刑。在提篮桥监狱，他虽饱尝肉体折磨，被搞得妻离子散，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利用一切机会向难友们宣传共产主义真理。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彭获释出狱，恢复了中共党籍，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为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1941年5月，彭调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调查研究室副主任，主办《江淮日报》，华中局党刊《真理报》。华中党校开办后，彭任副校长(刘少奇为校长)，后兼党委书记。1945年春调任建设大学校长，曾讲授《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等专题课程。
　　1945年12月以后，彭先后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文化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校校长，中共渤海区委副书记、华东大学校长等职。在战争年代，他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岗位上，不仅熟悉党的办学传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掌握了严谨的治校艺术，为他解放后在高等教育战线做出卓越成绩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大学与原国立山东大学合并为山东大学，彭被任命为校长。此时，他仍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校校长，还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1952年9月，彭作为中国文化教育考察团副团长，赴东欧六国和苏联考察，历时七个月，1953年4月1日回国前，他被任命为设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校长兼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经过1952年院系大规模调整的交通大学，已成为一所完整的机电类工业大学。彭到任后，发扬老交大的优良传统，借鉴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加上他战争年代办学的实践，领导师生进行全面教学改革，提高了交通大学的教学水平与学术水平，不仅满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也为以后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5年，国务院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际形势调整工业和教育布局，决定交通大学自1956年起内迁西安。4月9日，彭接到高教部电话通知后，即召开校党政领导班子会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进行传达，并多次与教师、职工、民主党派成员座谈，阐明迁校意义，进行思想动员；还亲赴西安勘察新校校址，组织师生员工和家属代表去西北参观。在绝大多数人员拥护国务院决定的前提下，彭主持校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按照决议，彭一边督促西安加紧新校建设，一边组织迁校工作的领导机构与工作机构，做好搬迁前的准备工作。到1956年暑假，10万平方米的新校舍在西安落成，6000名师生员工和家属由上海搬到西安，加上当年面向全国招收的200 0名新生，西安校区已有8000人，第一期搬迁任务按计划完成，留在上海的1000余名学生和几百名教师，计划在1957年暑假全部迁完。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沿海工业内迁计划的调整，交通大学部分师生对迁校的必要性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到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时一下迸发出来，大部分人认为迁校没有必要，并要求把已经迁到西安的人员和物资搬回上海。彭耐心听取各种意见，并成立五人小组研究处理迁校问题，5月19日又带上汇总起来的意见赴京汇报。6月4日，周恩来在京召开中央有关部委和交大代表出席的会议，对交大西迁作了长篇讲话，提出坚决搬往西安、全部迁回上海和愿留西安的留在西安三种方案交交大师生讨论。彭等回沪后，传达周恩来讲话，发动师生继续讨论迁校问题。在高教部、中共上海市委、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讨论至为热烈，但意见难趋统一。彭看全部西迁已无可能，回迁上海困难更大，自愿支援西北等于一句空话，遂根据杨秀峰部长6月23日提出的“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的建议，在6月25日的校常委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交大，两个部分，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方案，得到校委、党委的一致通过和广大师生的赞同。这一方案很快得到高教部和国务院的批准，到1958年暑假，交通大学的西迁任务顺利完成。
　　此后一年，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忙坏了彭康这位一校之长。他以饱满的热情在两地奔波，较好地完成了院系调整。随着高等院校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交大的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又都被确定为全国的重点大学，教育部于1959年6月呈请国务院，拟将交大的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独立成两个学校，上海部分改称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改称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任西安交大校长。7月3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9月23日，彭在西安交大全校大会上宣布国务院文件时说：一个大学变成两个大学，这是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更便于今后的继续发展。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彭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即使在最紧张、最繁忙的时刻，他也没有忘记教书育人这个教育工作者的根本职责，一直在探求中国社会主主义高等教育的规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诸如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书育人这个中心，培养又红又专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等等。在1958年教育革命0现“左”的冲击时，交大虽然也受到影响，但比较能够稳住阵脚。彭对以“劳动代替课堂教学”、以生产代替科研的做法，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并引导师生总结经验，尊重教学规律。他强调“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学生是接受间接知识的，教学不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应先传授知识、理论，然后在实践中去验证、运用”。他曾多次纠正不尊重知识分子，要专家、教授写血书、“拔白旗”等错误做法。他要求学校从事党政工作的同志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说：“政治挂帅”，就是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把思想工作做到业务里去，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业务里有许多思想工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解决，解决好了业务中的思想问题，也就是政治统帅业务了。如果不这样，政治就会脱离业务，政治就会落空。”他对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方面鼓吹的那一套形式主义做法作了抵制，说：不要讲毛主席语录进课堂，应该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教学与科研工作，走形式主义不好，应该实事求是。为了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并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在1964年共青团西安交大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号召青年学生在“创三好”的同时，还要努力做到“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造成生动活泼的、民主的、有纪律的、心情舒畅的学习环境。在他的努力下，交通大学从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到分别独立建校，既保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特别是西安交通大学，经他多年辛勤培育，使其在大西北生根开花，成为中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和重要的教学、科研基地。彭也因此被人们誉为西安交大的奠基人。彭到陕西后，还兼任中科院陕西分院副院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彭便被诬为“三反分子”，遭受批斗。1968年3月28日上午在游斗中被破孩致死。1978年，中共陕西省委为他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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