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昌

　　刘正昌，原名刘成仓，1923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贫，刘正昌只念了两年私塾，就不得不回村给地主当放牛娃。村上的教书先生是个地下党员，喜欢这个贫农出身的孩子，就继续私下教他念书，还常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的故事和革命道理给他听。这为刘正昌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刘正昌从小就向往革命，立下了为贫苦人闹翻身解放的志向。一次，他为游击队带路来到镇公所，乘着夜深人静，逾墙而入，将正在梦中的镇丁全部缴械。在这次行动中他暴露了，加上他的父亲早就参加了革命，镇丁于是对他进行报复，还把他的母亲抓去抵罪，要她交出丈夫和儿子。母亲被关了3个多月，哭了3个多月，哭瞎了一双眼晴。从此，刘正昌也成了有家不能归的“浪子”。
　　1938年8月，高敬亭率领新四军四支队攻克庐江、无为县城，刘正昌说服了母亲，报名参加了这支抗日的队伍。
　　在连队登记新战士时，支书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刘成仓!”他响亮地回答。
　　文书是四川人，“成仓”两字被误成为“正昌”，从此，刘成仓就改成了“刘正昌”这个名字。
　　抗战时期，在一次战斗中，刘正昌参加了敢死队，乘夜偷袭日军营房。当时天黑如漆，伸手不见五指。他趁敌哨兵不注意，率队持大刀冲进敌营房，厉声大吼：“不许动!”鬼子从梦中惊起，仓促应战。刘正昌脱了上衣，挥起大刀，赤着臂膀杀进敌群，刀光飞动如雪。战士们见他这样勇敢，也奋不顾身，浴血奋战，几十个鬼子顷刻间成了刀下鬼。
　　1945年，部队在山东韩庄与日军对峙。刘正昌担任班长，留守驻地。一天，有70多个日本兵，化装成老百姓，趁我整个部队外出作战，绕路偷袭我驻地。日军人多，武器精良；我们只有几个战士，敌众我寡，情势危急。刘正昌沉着果断，把全班分成两个小组，分头迎击敌人。他们先打死3个日本兵。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刘正昌右臂负了伤，鲜血直流。两名战士立刻用身体挡成八字形掩护他撤离。但他一把推开战士们，大声喊道：“上前面迎击敌人去!”然后，用左手向敌人猛扔手榴弹，指挥全班打退敌人9次进攻。后来，主力部队回援，毙伤敌40余人，守住了驻地。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江苏泗县小瓦窑战斗中，刘正昌所在的九连担任扫除敌外围据点的任务。敌人龟缩在坚固的碉堡里，疯狂向解放军射击。刘正昌带领两个排，冲过铁丝网，敌人慌忙退入窑洞后面的地洞里顽抗。因洞内曲折，手榴弹无法炸伤敌人。这时，刘正昌的右腿负伤，他不顾一切地举着拧开保险的手榴弹，冲进洞去，大喝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大部分敌兵见他右腿血淋淋的，左手提枪，右手高举手榴弹，吓得纷纷丢下枪。只听一个当官的家伙嚎叫：“别听他胡说，把他干掉!”刘正昌“叭”地一枪，当场撂倒了那个家伙，同时喊道：“你们敢动，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硬是逼着敌人全部缴械投降了。
　　刘正昌既能打能拼，也善于动脑子。担任连长时，见报上介绍“郭继胜连打72个地堡，全连只有两个轻伤”的经验，就把这篇文章抄在小本子上，组织班排长学习。在1948年攻打益林的战斗中，他任副营长，和营长刘光甫一起，率领全营担任守备任务。当兄弟部队开始进攻时，他指挥战士用3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猛烈开火，迷惑敌人。等敌人已被全部围困在一个小据点时，他和营长估计敌人会想法突围，就命令部队减少射击，造成火力薄弱的假象，并暗布伏兵。果然，有500名敌人从此突围，乖乖地钻进了刘正昌布置的包围圈。战斗结束后，上级为表彰刘正昌有智有勇，给他记了三等功。整个淮海战役中，他领导的三营成为全师完成任务最出色的部队之一，七连、八连荣立集体一等功，九连获得“模范连”称号。
　　刘正昌军旅生活38个春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战斗中，曾参加战斗60余次，9次负伤，为人民屡建战功，荣获华东军区一级人民英雄称号。“九死一生”这四个字正好概括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宿北战役蔡围子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了刘正昌的胸膛。鲜血染透了他的身子，通讯员把他背下火线，医生诊断为肺部受伤，认为他失血过多，抢救没用了。护士问他：“有什么交待的?”从昏迷中醒来的刘正昌蠕动着嘴唇说：“把…九……连……的……战……士……叫……来……”九连的战士们来到连长身边。他拿出一支钢笔交给战士们，吃力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然后和大家一一诀别。然而，死神并没夺去他的生命。
　　残酷的战争中，生和死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在一次战斗中，刘正昌不幸“牺牲”，从头到脚被一块白布蒙着。当时，因伤员太多，头上又有敌机轰炸，担架队的民工只能搬运受伤的同志，没有人来掩埋尸体。通讯员忠诚地守在刘正昌的“遗体”旁，悲痛地哭着。正巧，卫生队的几位军医从这儿路过，问：“小鬼，怎么了?”通讯员说：“我们-牺牲了!”医生们出于职业习惯，检查刘正昌死者，发现刘正昌的脉膊还在微微跳动，立刻就地做手术，从肩骨下取出一大块弹片，然后，把白布盖在身上，露出头部，作为伤员的标志。民工们按照这个标志把他搬运到老乡家隐蔽起来，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战争结束了。刘正昌的生命之路从硝烟迷漫的战场，延伸到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生活之中。在和平年代里，他仍然保持了当年那种勇于拼杀、勇于牺牲的精神。有些医术高超的医生曾建议取出他在小瓦窑战斗中膝盖上留下的弹片。当刘正昌知道如果手术不成功，可能会丧失行走能力时，毅然回答：“不!我是军人，不能没有一双灵活的腿!”就这样，那块小弹片伴随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刘正昌有一个特点：该当天做完的工作，从不拖到第二天。外出察看地形，不论天多热，风多大，夜多黑，路多长，他总是任劳任怨。有时为了赶路，他几天合不上眼，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在车上吃饭，在车上研究工作，思考问题。有人曾给他算过一笔账：最忙的时候，他每年在家里呆的时间只有两个月。
　　过度的劳累，损耗了这位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军人的生命。就在他牺牲的前几天，第四军医大学为他做了一次身体检查，诊断他患有“心律早博”，急需住院治疗。但是，青铜峡军事演习场地等着他去定方案，他离开了医院。
　　1976年4月18日，在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刘正昌和两位同志坐北京吉普车由青铜峡演习场地返回部队驻地。刘正昌一手习惯地抓着吉普车前方的把手，一双毫无倦意的眼睛望着前方。当北京吉普行至一转弯处，路边松软的路基塌陷了。顷刻间，小车猝不及防地失去重心，栽在路边土坡上，接着向山谷间坠落……在这群山环抱的山谷间，刘正昌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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