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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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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芸英,“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的三女儿
  三小姐张芸英是职业钢琴艺术家,她从小就学弹钢琴,在法国毕业于LoraceJulesFerry小学,在美国就读HoraceMann中学,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开钢琴演奏音乐会了。1924年回上海后在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同时跟一位叫Lazarev的白俄女教授继续学钢琴演奏,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可惜,让张芸英爆得大名的首先不是她的钢琴,而是她的恋爱史。
  她是在1924年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识多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的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老太爷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竟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宋子文哪里知道,张家小姐个个都是貌似柔弱,实乃刚强的新派女子,一心要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你那国舅的身份算什么?在她们眼里根本还排不上号呢!张老太爷那“-”的细胞,其实早已无形中“遗传”给了小姐们,于是芸英决意“造反”。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他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305室。
  这对艺术夫妻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副总编;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19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1940年代中期,他家小日子原本过得还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过度交往引出了矛盾。张三小姐认为夫妻生活理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当时张三小姐的精神极度忧伤,她没有料到当初的山盟海誓,竟会如此脆弱!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陈平非常忧虑母亲的精神状况,担心如果母亲继续留在上海这个地方会得精神病,于是提议全家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要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就是“宠辱皆忘”。她在弹琴的时候,就像欢快的小鸟,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弹出的乐符永远是流畅、动听的。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张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样,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对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她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诸如此类,张芸英都想不明白。
  但是,在别人看来,张芸英也有令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党组织的坚信和在住房问题上的固执都让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说一般人想不通,就连国家主席宋庆龄也大为迷惑!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她父亲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她跟她大姐一样,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并且相信共产党的办法是正确的。她们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19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按说,你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对象,诸如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儿子落实政策问题等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以她的身份,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这就令人看不懂。
  她在广播电台国际部的工作是同学姚锦新给介绍的。而房子,开始是借私人的,后来住在儿子家里。只有当儿子下放,她没地方住了的时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当然很着急,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
  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后来,她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三小姐,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
  1998年,她在北京寓所安详地离世,享年95岁。她的身边,是伴了她一辈子的宝贝钢琴。
下一名人:蒋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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