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芝纶
徐芝纶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自重好学，勤奋努力。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4年7月于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留校当助教。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美。193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接着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于1937年又获哈佛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学位。当时，中华民族正值苦难岁月，祖国正遭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入侵，国难当头。他以“教育救国”的赤子之心谢绝了麻省理工学院两位导师许以优越条件的恳切挽留，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怀着强烈的救国之心，毅然决定于1937年6月回国，到浙江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1937—1943年，徐芝纶在浙江大学任副教授、教授。他教授过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高等结构、结构设计、桥梁设计、土壤力学、基础工程、水力学、水力发电工程、水工设计、坝工设计等10余门课程。
为了增加工程实际经验，他于1943年离开浙江大学，到重庆任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勘测总队工程师兼设计课长，主持设计工作，并参加过当时由美国人主持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后因见一卷卷图纸归档保存，当局毫无实施之意，他又于1944年重返教育岗位。他先在中央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1948年兼任水利系主任。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讲授艺术不断丰富。当年凡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为他的高质量讲课所吸引、所折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水利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于1952年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徐芝纶愉快地服从组织调动，来到南京市参加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水利院校的工作。他先是任教授兼任工程力学教研室主任，1954年起兼任教务长，1956年起兼任副院长，直至1983年。在承担行政工作的许多年中，他坚持不离教学第一线，早起晚睡地备课、写教材。他一共编著出版教材11种15册，翻译出版教材6种7册。《工程力学教程》、《弹性理论》、《弹性力学》(上、下册)在国内被广泛采用。第一版获1977—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第二版获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奖特等奖。他的英文著作《应用弹性力学》也于1992年由印度威利东方出版公司出版。从1978年起，他还担任全国高校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高校的力学教材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徐芝纶为推广普及有限单元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起了奠基作用。有限单元法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微分方程数值解法，可以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是广大科技人员解决各类复杂问题的重要手段。70年代初，徐芝纶排除干扰，积极查找、翻译国外文献，终于理出了应用电子计算机解决复杂弹性力学问题的途径——有限单元法，于197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限单元法专著《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这部著作是国内最早论述有限单元法的专著。在这部专著中，包含了在有限单元方面的科研成果，如关于等参数单元的分析，关于稳定与不稳定温度场的计算方法，关于地基上基础梁、基础板的计算方法等。由于这本书是根据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实际情况，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力学原理出发，所写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条理清楚，对有限单元中较为复杂的内容采取难点分解，逐步展开，因此便于理解，容易掌握，并附有计算程序，受到广大科技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的欢迎。
在科研工作方面，徐芝纶一贯坚持从生产实际的需要出发，将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再通过教学活动将成果进一步提高和推广普及的指导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大规模水利建设的需要，他对用弹性力学原理计算水工结构的问题开展了研究，发表了《基础梁的温度应力》、《中厚度弹性地基上的基础梁》等论文。他对基础梁、基础板的力学课题研究，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他指导青年教师研究过荷载作用下基础梁的内力计算方法，并将研究成果制成表格以便应用，以后又陆续制成了文克勒地基与中厚度地基上基础梁的计算表格。这些表格至今仍是设计人员放在案头的重要设计资料。60年代末，他参加了滁河水闸闸门的设计工作，首次应用弹性力学合理地设计了新型的、比较经济实用又便于施工的双曲扁壳闸门。为了推广这种新型的闸门结构，他先后提出了用差分法和级数计算闸门并获得成功。他还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计算，编制成表，写出了《双曲扁壳闸门的计算与设计》一书，受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普遍欢迎。
徐芝纶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教书，在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了50多年。他认为要讲好一门课程，首先必须对这门课程的内容下工夫钻研，要深刻理解，全面掌握。他撰文总结了“掌握课程内容，了解学生情况，适当安排教材，认真准备讲稿，做好默讲试讲，注意表达方式，及时检查改进，不断努力提高”等八方面的经验体会。该文已成为许多青年教师掌握课堂讲授艺术的入门教材。
徐芝纶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九三学社江苏省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委员会顾问，江苏省力学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和第二、三届理事长，以及第四届名誉理事长。
徐芝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代，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新中国繁荣昌盛的景象。他认为，尽管一个国家的昌盛、一个民族的繁荣有许多因素，但教育是基础因素。一个国家，只有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它的国民，才能强大。高等院校不仅是科研的基地，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的场所，科研与教学一体化是一个国策，不能动摇，同时应坚持两点论中的重点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教育的发展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现实；专业课程应按社会的需要设置，即走向市场；而国家负责的是基础课程，学者、专家应参与到企业和文化组织实体中，而不只是待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所里。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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