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化名宋亮、孙宝山、叶非木、勉之等，无锡玉祁街道礼社村人，模范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个人经历1921年入高小读书。
　　1923年在无锡竢实学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任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同时也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从事-和工人运动。同年11月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夏毕业后，在该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
　　1928年回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任翻译。
　　1930年9月回国后，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未几又改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同年底，调任沪东区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中国农村》杂志，以孙冶方笔名发表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在理论战线上对托派及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史沫特莱主编的《中国论坛报》担任撰稿人。
　　1933年与陈翰笙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1935年又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并任月刊，还任英文《中国论坛》通讯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
　　1941年6月，去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后调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1941年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提倡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其后还担任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地区货物管理总局副局长。在山东工作时任华东财办秘书长。
　　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
　　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同年12月16日，为表彰与学习孙冶方，中共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通过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
　　革命之路孙冶方一生经历过种种磨难，青壮年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在抗日救国中被“口诛笔伐”，蒙受不白之怨；进入老年时期又遭受“无情”打击。他光辉的一生深受党支中央的重视、学术界的赞赏、广大群众的爱戴！下面叙述的是孙冶方在革命征途上的两个故事。
　　抗日救亡1937年7月7日，日寇进功芦沟桥，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该月，孙冶方在《中国农村》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如何“维护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三篇文章，紧紧围绕抗日这个中心来分析人力、物力、财力，唤起民众。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守军的抗击，开始有组织的全面抗战。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指定孙冶方（党内名字宋亮）负责新成立的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并任文委书记。参加文委工作的还有夏衍、田汉、曹荻秋、于伶、顾准等人。
　　文委的活动中心是在周围被日军包围的上海租界里，那进被称为“孤岛”，文委的文化活动被称为“孤岛”文化活动。党直接领导干部出版社有复社、北社和新知书店，公开出版的报刊有《译报》、《上海周报》、《求知丛刊》等，秘密出版的有《时论丛刊》《内地通讯》等。在文艺方面，由文委委员于伶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几乎动员了上海戏剧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袁牧之、金山、王莹，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著名戏剧家洪深、周信芳等人。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孙冶方后来在提供的党史资料中说：“当时职业界、学生界、妇女界等群众团队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业余话剧团先在新光大戏院、璇宫剧场演出，后来在新世界商场下面绿宝剧场演出。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知道后称赞说：“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接着，孙冶方在9、10月间，又连续发表文章《最后胜利的把握在哪里》、《“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的修正》、《战时的农民运动》、《十月革命的教训》等，激励人们抗日救亡。
　　参加新四军1940年8月，孙冶方接到党中央调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便与夫人洪克平绕道香港、桂林、贵阳等，于次年初到达重庆。
　　1941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孙冶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1928年莫斯科见过面的周恩来。周恩来开门见山的对孙冶方说，去延安的飞机已经没有了，并介绍孙冶方到新四军去工作。他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许多好同志，现在胡服（刘少奇）正在重振新四军，那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骨干。”孙冶方夫妇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再经香港、到上海，由新四军交通员接应，于1941年7月1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当天，孙冶方就受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热情接见。刘少奇对孙冶方说：“党校很重要，大多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如果讲课时对某些疑难的理论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可随时向华中局请示。”孙冶方被华中局先后任命为华中局宣传教育科长，华中局党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科教员。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在编写《马列主义原理》教课书过程度中，写到《方法与理论》一章时，碰到了一个自己感到没有把握的问题，既对有些同志存在的经验主义和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怎么办，便给刘少奇写了一封请示信，刘少奇肯定了孙冶方的看法，并论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的重要意义，即《答宋亮周志》。
　　1942年春，华中局党校成立校长委会，孙冶方为校委会委员仍兼职教育科长。3月中旬，刘少奇离开新四军之前，为孙冶方平反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任职情况建国后曾经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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