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雨棠

　　恽雨棠（1902―1931），江苏武进人。1919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3年底经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1929年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发行部主任。1930年8月任上海市罢工委员会主席。
　　人物生平
　　五卅运动爆发后，恽雨棠按党组织要求，扛着长凳沿南京路演讲，宣传鼓动群众声讨帝国主义罪行，他声若洪钟，辞采焕然，激发了人们爱国反帝的政治热情和民族自尊心。
　　1925年8月22日，商务印书馆工人在工会领导下发动大罢工，重振五卅运动后渐趋低落的上海工人运动。陈云、恽雨棠是发行所罢工重要领导人。恽雨棠负责起草发行所《职工会宣言》和《罢工宣言》。《职工会宣言》以质朴无华的笔调，细腻、准确地描述了工人贫敝凄惨的境遇，被远东通讯社播发，又被《申报》转载。《罢工宣言》号召大家再不做牛马、再不当奴隶了，喊出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心声。《罢工宣言》脍炙人口，甚至当时的发行所所长李拔可阅毕，也感动得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篇宣言成为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
　　在党的领导和社会各界支持下，1925年8月27日，商务印书馆资方不得不退让，同意主要复工条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商务印书馆工人第一次罢工胜利结束。在这场斗争中，恽雨棠历任临时委员、联络员、对资谈判“条件研究委员会”委员等，始终站在罢工最前列，再次经受了革命运动的洗礼，增长了开展革命工作的才干和经验。
　　1925年秋，恽雨棠受党委派到黄埔军官学校学习，10月底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主要攻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英文、俄文水平也不断提高。1927年初，因国-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恽雨棠提前随共产国际代表回国，返回阔别已久的家乡，在中共武进县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党把一批青年干部撤往苏联，1927年深秋，恽雨棠再次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
　　恽雨棠珍惜党组织提供的学习机会，以高度的政治热情，不懈努力，学习和钻研马列理论。他主动承担学校壁报工作，把苏联《真理报》的重要信息及时翻译成中文，在壁报上刊出。
　　随着苏联共产党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尖锐化，中山大学内部政治形势日趋复杂和严峻，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难以为继。1928年春，王明别有用心制造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事件，借学校支部局之手随意排挤、破孩同志。为人耿直的恽雨棠忍无可忍，同情无辜横遭打击的同学，抨击指鹿为马、肆意整人行为，结果冒犯了王明等人，被诬为“江浙同乡会”重要“反党分子”。1929年6月，又被诬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嫌疑分子而受到党内处分，暑假后被遣送回国，秘密抵沪。
　　恽雨棠按约向党中央报到，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为回国留苏学生开办的短期干部训练班。在一个多月的学习中，恽雨棠认真听课，踊跃发言，成绩名列前茅。结业后被分配在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红旗》报经理部，担任发行部主任。
　　除《红旗》报有关工作外，恽雨棠还满腔热情地从事创作和翻译，为革命文学推波助澜。从1929年底到1930年，恽雨棠连续3期发表译文《柴霍甫的革命性》、《苏俄文艺概论》等，介绍俄国大革命前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文学，推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恽雨棠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挤，但他从不屈服，在党内始终保持刚直不阿、无私无畏的品德，仗义直言，不向-低头。1930年4月，恽代英被错误地扣上“机会主义”帽子，贬任沪东区委书记，恽雨棠旗帜鲜明地支持恽代英，替他向党组织申辩，并建议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恽代英到苏联一边养病一边学习，但没有奏效。1930年5月6日，患深度近视的恽代英在搞工人运动时被捕。消息传来，恽雨棠悲恨交集，默默无语。
　　恽代英式的不公平遭遇竟又降落在恽雨棠头上。王明来到中央宣传部，挟怨报复，借口发行部工作不力，建议将恽雨棠撤职。恽雨棠夫妇一起被下放到闸北区委。
　　1936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无视敌我力量对比，教条主义地照搬别国革命模式，组织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8月10日，上海市政总工会成立，恽雨棠经区委安排担任主席。9月15日，全上海黄包车夫代表大会召开，成立黄包车夫总罢工委员会，恽雨棠被任命为主席。
　　为发动和组织黄包车夫罢工斗争，恽雨棠身体力行，深入群众。他脱下长衫，穿起敞胸的蓝布短衣，不畏风雨酷热地在马路上奔跑拉车，跟车夫们混在一起。车夫们看到这位身材高大的主席，满面风尘刻砺的痕迹，一身污渍汗腻，不禁分外亲近。听他讲革命和斗争的道理，明白晓畅，头头是道，直说到人的心坎上。
　　当时，受“左”倾错误思想指导的党组织轻率下令立即组织全市12万车夫“阅兵式”-罢工，并在《红旗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和社论，缺乏根据地对形势作极为乐观的估计，说“人力车工人的实力比手榴弹机关枪还有用”，并将罢工时间、大致路线等都公布于众，使敌人预先有了准备。作为罢工的领导人，恽雨棠对形势的认识很清楚，对“左”的乱指挥很反感。罢工委员会刚刚成立，党在黄包车夫中基础又非常薄弱，仓促间硬行组织十多万人罢工-，其后果可想而知。恽雨棠面临着两难境地的选择，要么是执行“左”倾错误以身殉职，要么抵制错误准备开除出党。恽雨棠选择了服从组织。“-”前后的几次-遭到反动派镇压，没能形成规模。党的个别领导人在《红旗日报》上撰文分析失败原因时，片面强调主观因素，指责“有些领袖临时动摇，不能坚决领导工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作勇敢决死的斗争。”对误解和批评，恽雨棠只有苦笑。但他坚信，自己对革命的赤诚之心总有一天能昭示天下。
　　1930年秋，恽雨棠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这是南京革命史上最危难的时期之一。在“南京搞暴-动”的指令下，党的力量过早暴露，党组织六次惨遭破坏，几乎陷于停顿；7月至10月间，南京210名党员被捕牺牲近半。恽雨棠了解到情况严峻，没有二话，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立即走马上任。临行前，妻子李文刚在医院分娩下一个女儿。为了党的工作，夫妇俩毅然将刚刚降临人世的婴儿送进了育婴堂(全国解放后，经多方寻觅，孩子下落不明)。李文请求随行赴宁，恽雨棠百般劝说，叫她暂时留在上海。其实，恽雨棠情知此一行好比闯人间地狱，肯定凶多吉少，不忍连累妻子。
　　恽雨棠来到南京，立即着手恢复地下党组织。1930年12月3日，南京市委向江苏省委报告说：南京党团支部已恢复到14个。省委对南京“市委领导一部分同志在极端困苦和复杂的条件之下，还能保障和恢复一部分党及群众组织”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牺牲经过
　　1931年1月中旬，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恽雨棠因汇报工作由宁返沪。由于交通员唐虞的出卖，恽雨棠和李文在新闸路福康里623号住所同时被捕，押往新闸捕房。敌人搜出了手枪和俄文版共产主义书籍，夫妇俩身份暴露。租界当局于22日将他们引渡到上海公安局。26日，他们又被移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同“东方旅社”事件中被捕的林育南等关在一起。
　　1931年2月7日，是农历腊月廿日。再有十天就是春节了，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笼罩着一层异样的肃杀氛围，敌人决定对一批共产党员下毒手了。
　　夜色浓浓，看守所里突然一阵忙乱。在连续不断的铁门开合、铁镣撞击声中，恽雨棠和李文等24名共产党员被押出牢房，解往荒地刑场。面对国民党士兵黑洞洞的枪口，恽雨棠、李文等革命志士无所畏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罪恶的枪声响了，恽雨棠、李文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牺牲时，恽雨棠年仅29岁，李文21岁而且有孕在身。为了革命，一对忠贞的革命者抛弃了正常人的物质享受，不计名利，不惜性命，真正地把全身心献给了人民解放的事业。他们永生在后人心中，人们将世世代代铭记这些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业绩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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