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

　　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笔名闫志吾、孔华联，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成长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山药蛋派”第二号作家。孝义居义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2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第一次侦察》，由此开始文学生涯。历任《晋绥大众报》记者、、主编，晋绥出版社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青年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第二、三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山西省文联第四、五届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山西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共全国第十一、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1992年被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玉龙村纪事》，短篇小说集《村仇》、《太阳刚刚出山》、《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马烽》、《三年早知道》、《马烽小说选》，《马烽、孙谦电影剧本选》，《彭成贵老汉》，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均已拍摄发行)、《扑不灭的火焰》(与西戎合作)等。因病医治无效，于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忠实的底层叙述者
　　从1942年20岁时发表处女作《第一次侦查》，到1997年75岁时完成压轴卷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小说创作伴随着马烽的整个青年、中年、晚年时期，其间经历了55年时间，横贯20世纪的整个后半期。而自其第一篇作品《第一次侦查》开始，其创作风格即慢慢明晰——农村题材，执着地关注农村和农民，笔耕不辍。以农村生活为大背景，以刻画农村人物为切入口，在一系列农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描绘各个时期农村生活的画卷。他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行，谨慎地把握着创作路向，紧跟农村的历史脚步，含蓄地表达着他的社会思考。在血与火的抗日战争、疾风暴雨般的解放战争、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历程中，一边亲历着、参与着中国社会的每一步推进，一边用热情、执著、幽默的笔触，写下了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散文、杂感、评论以及民间故事、通讯报道、电影文学剧本……由四十年代的新英雄传奇，到五六十年代乐观的写实，再到七八十年代不乏忧患的作品，断断续续地描写了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历程。这些来自中国最深厚、变动也最剧烈的农村社会，来自作家的亲身体验与苦苦思索的作品清晰地印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记忆里，深深地嵌入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展示农村历史的长度与广度上，构成了一部全景式的“农村史诗”。描绘了一幅幅生意盎然的民间社会生活和农民日常生活图景，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情风俗，民间世界和民间文化成为其作品的鲜活血肉，为其小说积淀了一层浓厚的“民间底色”。作家自谦“只能搭简易平房，不能盖高楼大厦”，而实际在农村这块土地上，他已成就了人物和主题上的宏大楼宇，为当代小说的底层叙述精神做好了思想定位，成为继赵树理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又一位令人关注的农村小说家，走完了赵树理未竟的创作之路。他的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农村四十年历史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生活的变迁。
　　而在对现实生活是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上，马烽坚持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是一个求真务实、观点明朗的作家。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朴素的手法，塑造真实而生动的农民形象，反映农村的真实状态。揭示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用文学的形式服务于社会乃至政治。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广大农民奋发图强参加建设，中国也不可能开创新的局面。作为一个革命作家，我认为有义务热情歌颂他们不朽的功绩，也有责任帮助清除多年来封建思想、旧习惯势力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我不反对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中国某些农村的贫穷和落后……由于贫穷和落后，自然也就产生愚昧无知，这是一对恶性循环的双胞胎。这是个客观存在，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作家不应当粉饰生活。那样不仅背离了客观实际，也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文学作品应该是能够唤起人民的改革意识，鼓起人民改革的勇气，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催生婆’。”他满腔热情地赞美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如《结婚》、《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提示社会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如《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文革”后，他的作品则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也在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思考。如《泪痕》、《结婚现场会》、《咱们的退伍兵》等。
　　思想淳朴、作风正派的好党员
　　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马烽，思想淳朴、作风正派，“党性强”是他身上一个深刻的印记。胡正曾说：“他执行党的政策很坚定，同时也很敢于直言，敢反映群众真正的呼声。”上世纪50年代，面对“-”，马烽揭露过浮夸风和官僚主义瞎指挥作风；1964年，他在原平参加“四清”工作队，巨大政治压力下，他硬顶着不整人，不搞逼供信。他坚持不管何时何地，“还是实事求是为好”。《纽约时报》在对他的报道中称其为“一位质朴的老革命”。他的继任者金炳华认为他“难得的又懂党务工作，又会写文章。”而至今仍让许多后辈深受感动的是做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的一把手的他，在七十多岁卸任返晋后，仍拿着组织关系寻找党支部。“我把关系转给机关了，人家就没有给我安排个支部！我倒成了没娘孩儿了，没有支部咋过生活呀……我就是要回到作家的支部。”从始至终，在民众间，在作家间，在真正的共产党人中间，他从没把自己当外人儿。他随和散淡的风貌下，始终怀揣着坚韧的忠诚心。这也造就了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作风。在中国作协卸任离开后，中国作协对其评价是“五个一”：没捞一分钱，没要一间房子，没长一级级别，没提过一个错误口号，没整过一个人。他去世后，一位诗人拟了一副挽联：鞠躬一头老牛；尽瘁两袖清风。这副挂在灵堂的挽联，成了多家报纸的通栏标题。一位作家，以极快的速度给作家协会拟了一副长联：健笔一枝，饱蘸生活源泉，写尽人民忧乐，开创一代文风，无愧无憾足慰平生志；清风两袖，恪守良知党性，关爱文坛新军，力倡双馨德艺，躬身躬行永为后世师。可谓是马烽一生的真实写照。
　　心系家乡的赤子
　　多年在外奔波，官至正部的马烽对生养他的三晋大地一直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念念不忘、倾心关切。
　　不好京华好乡土
　　新中国成立后，马烽曾两度进京为官，第一次在50年代，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第二次在80年代，职务为部省级，最后均以辞官归里作结。1956年，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的马烽，主动要求回到山西，“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在太原稍事安顿便背着行李下乡采风，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写出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开始他个人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而在这前后几年，束为、胡正、西戎、孙谦等人也先后回到山西，他们与赵树理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热点，也是后人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对于此次离京，马烽始终无悔，甚至“文革”中遭批挨斗，他都坚称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作家，如今再回到老百姓中间，这就闹对了。”90年代古稀之年的马烽卸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后，更是在自家门上贴对联抒发叶落归根的感慨：“京华虽好还是回家来最好，山珍海味不如家常饭对味”，横批曰“各有所好”。
　　倾心家乡文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孝义的改革开放迈开了新的步伐，1983年已进入山西乡镇企业双亿元县行列，后又进入全省十强县。面对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时孝义县委决定发展以文化事业为载体的精神文明，1985年孝义县计划召开首届文代会，组建首届文联时，时任县委书记杨树指示，孝义文代会的召开要体现规模，要开出品味，特别是打好马烽这张特色品牌，调动各方面的人才的积极性，为振兴孝义文化作贡献。时任县委办副主任陈国亮前往省作协，代表县委政府邀请马烽率领全省各个文艺领域的大师到孝义现场指导。当马烽听到孝义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著时非常高兴，表示不仅他会亲自参加老家文代会，而且要带领省文联领导和相关作家艺术家到孝义现场观摩。同年3月6日，马烽同孙谦、郭士星（文化厅副厅长）、周宗其（山西文学主编）以及贾克、张焕等来到孝义参观考察指导，并提了三条意见。一，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文艺事业是最好的龙头工程，要从文化事业破题，拉动精神文明的整体发展；二，振兴孝义文化事业首先要把文艺创作搞上去，要发挥孝义戏剧之乡，又有戏剧人才的优势，依托木偶、皮影、碗碗腔，创作一批全省打得响，全省有影响的文艺精品；三，要坚定文化事业的正确方向。孝义说到底还是个农业县，文化艺术、文艺创作要为农民群众服务，文艺创作要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要通过文化艺术进一步教育农民、引导农民、鼓舞农民，迅速提高农民群众素质。在马烽等的参与指导下，孝义的首届文代会胜利召开，而其三条建议也深深地影响了孝义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
　　离休后，马烽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到冬天就得入院治疗。《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确定改编连续剧后，前后有几家影视机构愿出高价购买其版权。马烽在病中坚持要把版权给予贫困的吕梁地区，他说自己老了干不动了，这就算为乡亲百姓做一点儿最后的贡献。并为此操心不已，想着要把以前小说中不满意的地方都改完善了。“每个人物怎么样改，故事怎么样改，他都要和张石山（电视剧《吕梁英雄传》编剧）细细地说。一直思虑此事，晚上失眠，就靠-入睡，有时一夜要吃两次。”（马烽夫人段杏绵语）直到去世，马烽的书桌上，还堆满了《吕梁英雄传》电视剧本的修改意见。他殚精竭虑地建构着山西文学事业，使山西文学在50、6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两次“高峰期”。并和孙谦、西戎、束为、胡正共同培养了山西文学的新生力量。李锐、张石山、韩石山等成为上世纪80年代山西文学“晋军崛起”的生力军，至今仍佳作不断，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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