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马识途，原名马骏麟，字献图，满族，1903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横道河子。幼年时随家迁居沈阳，年少有志，聪明好学。1931年7月，马识途从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回到故乡沈阳，应聘到第三中学任教。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成就一番事业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寇铁蹄肆意践踏东北大地，老百姓失去了世代生息的家园，纷纷-关内。马识途不堪做-奴，愤忿之中离开沈阳赴烟台芝罘中学任教。但当年驻防烟台的刘珍年亦是奴颜婢膝之辈，视抗日民众为暴徒，严酷镇压，于是，积极主张抗日的马识途很快被校方辞退。
　　1934年初，马识途转赴北平，在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学任教。该校是专为收容东北-学生、训练义勇军骨干而创办的。张学良任该校校长兼董事长，王化一任代理校长。学生统一着灰色军装，过着军事化的生活，一面读书，一面学习军事，由东北军派人任军事教官，并配有500多支步枪和轻重机枪。每月18日，学校都举行纪念九一八大会，师生共饮黄莲水，以示尝胆卧薪不忘国耻之决心。马识途与许多-关内的爱国教师一样，将满腔报国之志，转化为造就抗日救国人才的强大动力。他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施教，课余时间也像亲人一样关心爱护这些无家可归的-青年；不仅经常宣讲东北沦陷后日寇的暴行和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且借给他们一些进步书籍，引导他们追求真理。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迈出了投身革命的第一步。
　　东北中学的抗日活动，引起反动派的敌视，只是碍于有张学良的保护，无可奈何。1935年-的《何梅协定》规定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撤出北平，偌大的华北，连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安放不下了，东北中学已无法在北平立足，由于张学良当时任武汉行辕主任，东北中学-迁往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鸡公山。
　　在一二九-的影响下，1936年2月，东北中学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学生们抗议代理校长王化一屁护-学生伙食费的教导、训育、校务三位主任，以及无理开除学生的举动，举行全体--活动，引发了“萧家港事件”马识途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为他们的正义行动奔走呼号。这次事件后，张学良进行了校务整顿，撤换了王化一，任命孙恩元为代理校长，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任教。马识途被学生推选为训育主任。经马识途推荐的王铁良(王一夫)、李曙森等人也陆续到校任教。王铁良为中共党员，是马识途在北师大的同学，同住一个宿舍，对马识途的品德，为人十分了解，他后来介绍马识途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次整顿，为东北中学注入了一股新鲜自由的空气，学生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不久，各班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马识途、程式兰、李剑白等民先队领导人亲自组织领导学生利用节假日开赴信阳、孝感、武圣关、开封等京汉铁路沿线车站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自编自演活报剧，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1936年10月，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收复了百灵庙，东北师生异常振奋，自愿捐集数百元现金汇寄北平学联慰问抗日战士。此举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共产-”活动，河南绥靖主任刘峙竟称东北中学为共产党在河南的大本营，处心积虑欲铲除之。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刘峙借此电令鸡公山下国民党驻军第二十九师深夜搜查东北中学。孙代校长正气凛然，与之据理力争，对方只好改口搜枪。形势危急，马识途与李剑白等人紧急商定，将暴露身份的民先队员立即撤离鸡公山。马识途等20多人回到北平，有的人逃亡上海。
　　回到北平后，马识途任北平女二中生物教师和北平中法大学生物解剖学教授，同时做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朱庆澜的家庭教师。这以后大约三年时间里，马识途以教师的职业做掩护，一面秘密组织民先队开展抗日活动，一面在知识界广交朋友，争取更多的人为党工作。有位叫卢新阶的数学老师，原本埋头书本不问政治，马识途经常与之交谈接触，使他认识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马识途还介绍李剑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负责中共东北特别支部的宣传工作，马识途的家成了油印各种-和召开会议的-点，马识途的母亲和妻子自觉地担当了警卫放哨的工作。为了迷惑敌人、避敌视线，马识途将他千方百计从国民党各种活动参与者那里弄来的出席证压在书桌上的玻璃下。每逢晚上有人急促叫门时，他都要上后屋0躲避，有时整夜不下来。马识途以各种方式与敌周旋，保证革命工作顺利开展。他有时住在家中，有时住在友人或朱庆澜家中，他说：“住在朱先生家中比住自己家保险，朱是社会名流，反动派不会轻易惊动他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北平危急!华北危急!全中国危急!”中国共产党发出救亡图存的悲壮呼声。1937年9月，冀西抗日民训处成立了，急需有经验的抗日干部。当年曾就读于东北中学的民训处组织部长程式兰向前方工作队队长李青提出：要设法把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马识途接到太行山区工作。他们先派人前往北平找程式兰的二哥程式模了解马识途的情况，之后李青冒着生命危险几次往来于北平与太行山区，与马识途见面商谈，终于在昆明湖的游船上决定了马识途去冀西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行动计划，安排了马识途走后一家人的生活。
　　1940年8月19日，马识途带着15岁的大儿子秘密登上了由北平开往石家庄的火车。车进正定站，李青依计划上车与马识途父子会合，护送他们到达高邑。短暂停留后，由高邑出发分段由人护送抵达太行一专署。
　　来到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马识途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感到无比振奋，为永志自己找到了光明的前途，表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心愿，他将自己的名字马献图改为马识途，将其长子马瀛改名为马列，次子改名为马恩，也将爱人高兴改名为高鲁(学习崇尚鲁迅的革命精神)。组织上先后安排马识途担任专署民政科副科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以及赞皇县第七任县长，其子马列被分配到赞皇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任宣传部长，1941年被选送到延安外国语学校学习。考虑到马识途秘密出走给家人带来的危险和生活上的困难，组织上经过周密安排，于1941年秋将他的爱人高鲁、次子马恩、女儿马玲接到太行抗日根据地。
　　初到耕地少、贫困落后的太行山区，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马识途一家很不适应。但他从不搞特殊化，组织上为照顾他幼小的孩子发给他八斗小米，他婉言谢绝了。马识途深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把百姓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甘为人民公仆。他从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礼贤下士，谦虚谨慎。在一次春耕动员大会上，他把施底肥说成了“追肥”，有人向他指出后，他就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当众作了纠正。
　　马识途不仅工作中吃苦在前，任劳任怨，而且能够把上级指示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主管太行区昔东、和东等六个县的民教工作期间，根据农村小学教师与农村各阶层有广泛联系的特点，组织他们去了解情况和发动群众，不仅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锻炼了教师素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
　　1945年8月，强占东北达14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走到了末日。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党中央及时向东北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场争夺东北的斗争。
　　9月，马识途作为太行山区第一批挺进东北干部队的成员，在党委书记顾卓新、周桓的带领下，从太行山区出发，徒步行军一个月抵达沈阳。在沈阳听取了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作的《关于东北形势和今后方针政策》的报告后，与少数干部继续北上，11月10日抵达嫩江省政府所在地齐齐哈尔市。
　　11月15日，在喧闹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宣告嫩江省政府成立，马识途任代理秘书长。新政府积极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政绩。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网罗汉奸、伪警察、特务组成所谓“光复军”，不断兴风作浪，企图颠覆人民政权。他们混入我军政部门，煽动叛乱，在肇源、肇州、大赉等县连续发生杀害干部事件。随着政治形势的日益紧张，敌人的-活动更加猖獗，一场布置周密的暗杀行动正在酝酿着。
　　1945年11月12日，在北关东二道街信义家中，国民党黑龙江办事处专员赵岳山召集日伪余孽开会，密谋刺杀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经过一番讨论，确定了先筹集一笔款项，收集几条枪，在警卫连找内应，从市外找人接应等事宜。安排落实后，决定12月24日午夜12时行动，暗号是拍巴掌，口令是“杀于”。然后又作了具体分工和部署。
　　24日夜万籁俱寂，沉沉的黑夜中只听到北风席卷着烟炮雪的呼啸声。午夜11时，八名匪徒悄悄潜入省政府大院，与事先被收买的警卫连小队长高洪礼接上了头。他们割断电话线，破坏了配电盘，切断于毅夫宿舍的电源和电话，然后摸到于毅夫宿舍的后门，发现后门紧闭，又绕到前门，前门也紧闭着，只好来到于毅夫宿舍的窗外(实际是马识途住房的窗外)，搭起人梯，窥见屋内睡着一人，举枪便射，随即破窗而入。
　　匪徒不认识于毅夫，见马识途负伤倒地后，便问：“你是于主席吗?”马识途马上意识到敌人刺杀的真正目标是于毅夫，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当即斩钉截铁地答道：“我是于毅夫。”并欲起身反抗。罪恶的子弹再次射向马识途，他倒在血泊之中。
　　对面住的警卫员听到枪声，立即开枪追击，匪徒仓皇而逃。
　　住在隔壁的于毅夫和财政厅长刘靖赶来时，马识途已奄奄一息，他挣扎着说：“于主席没事就好，死了我一个没关系。我虽然不能亲眼看到东北民主建设的胜利，可是还有你们在和敌人斗争着，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为保护战友，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马识途含笑走完了他42年的人生历程，将生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马识途牺牲后，安葬在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1959年6月，墓碑移入西满革命烈士陵园，与无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烈一起长眠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
　　(胡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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